美国的领土扩张运动是从1803年从法国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开始的。美国以1英亩4美分的地价购买了拥有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 使其领土面积扩大了1倍有余。1819年美国又迫使西班牙政府让出佛罗里达半岛，1846 年从英国手里夺取了北纬49度以南的俄勒冈地区，1846—1848年发动美墨战争，以低廉的价格夺取了墨西哥大片领土，1867年再从沙俄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地区，这样，美国以欺诈和战争的方式将其边疆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推进了1500英里，形成为一个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北美大国。
    美国这种领土扩张过程同时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驱逐、屠杀的历史，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罕见的种族灭绝的血腥暴行。1868年和1890年对夏延人和西荷族人的大屠杀就是西进运动时期的一个典型例证。1868年11月，“内战英雄”卡斯特中校率领他的第七骑兵队沿着印第安领地（今俄克拉荷马）境内的沃希托河进攻印第安人首领“黑壶”的夏延人营地，杀死了100多名夏延人（包括“黑壶”本人及其妻子和幼子）。1890年12月，第七骑兵队又在南达科他的翁第德尼杀死杀伤了200名左右西荷族男女老小。⑧上例说明美国的西进运动是同屠杀、掠夺和驱逐印第安人联系在一起的。在印第安人被驱逐的道路上，由于饥饿、疾病、长途跋涉的折磨，死者遍地，白骨累累。印第安人沉痛地把西进的道路比喻为“眼泪的道路”。⑨
    再次，特纳的“边疆学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字不提，而是将其调换为截然不同的地域冲突。特纳认为，美国文明是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结果，在边疆消失之后，地域间的冲突即人与自然的互相作用依然存在，因而地域冲突成为美国文明发展的动力，整个美国历史也就变成了一部地域间冲突的历史。在这里，看不见资本家、大农场主、工人、农民等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阶级斗争不见了。特纳的这种地理条件决定论的根据是西部“自由土地”，而这种根据又成为特纳主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例外论的基础。特纳把西部“自由土地”当做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阀”，以为被压迫的人们可以经过这道阀门而逃离压迫，到边疆去“发迹”，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确，由于大量的“自由土地”的存在，西部容纳了大批从东部涌来的劳动力，减轻了东部由于资本积聚而造成工人失业和农民破产的压力，在客观上暂时缓和了东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人口遣送到西方而得到平息”。⑩但是，随着“自由土地”的消失，特纳的“安全阀”也就失去了作用。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更有力地击溃了特纳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论。
    第二，特纳的“边疆学说”认为“西进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
    特纳认为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太平洋沿岸“这条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是美国发展的关键”，（11）美国历史的“真正立脚点不是大西洋沿岸，而是伟大的西部”。（12）在特纳看来，西部产生了美国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精神和制度。
    特纳虽然抓住了西进运动这个美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但他对于西进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语焉不详，对其消极作用避而不谈。我们认为，西进运动既是一个移民运动，又是一个领土扩张运动，因此它具有双重历史作用：一方面，在西进过程中，由于受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驱使，西去的移民在物质和人力方面造成极大的浪费，无数劳动者在精神和生命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在侵略扩张领土过程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在“除了死的印第安人，没有好的印第安人”的口号下，对印第安人发动了上千次疯狂的军事围剿和屠杀，毁灭了印第安人的文化，给印第安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另一方面，也在这块大地上扩大了资本主义文明。随着西部印第安人大批地被驱逐或消灭，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逐渐走向解体，在印第安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为美国工业高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原料供应地和大批廉价劳动力。其次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美国的西部荒野被开垦为农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在其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13）西进运动使得美国西部的独立经营的小农经济在没有封建传统束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开发西部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美国农业中的三大王国，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以北发展成为“小麦王国”，密西西比河下游形成了“棉花王国”，在“小麦王国”和“棉花王国”以西的大草原上兴起了“畜牧王国”。这三大王国的产生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农业帝国的兴起，而这个农业帝国正是现代美国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再次是促进了美利坚民族的最后形成。独立战争前，为摆脱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逐渐走向联合，这是美利坚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独立战争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共同开发西部荒野、征服大自然的西进运动浪潮中，互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并逐渐养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即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踏实认真的求实态度和勇于开拓不满足现状的风格。最后是促进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在西进运动中，小农和其他劳动者人数最多，构成开发美国大西部的基本动力。美国农民围绕西部土地问题同土地投机家和南部奴隶主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降低出售土地的面积，将开始时规定的640英亩降到40英亩； 降低公共土地的价格，最后干脆把出售政策改为免费分配的政策等等，这些都使西部的土地政策逐步民主化，而土地政策的民主化又推动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谴责对印第安人血腥屠杀的同时，亦不应忽视西部开发的巨大意义。
    第三，特纳的“边疆学说”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制造了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特纳认为在西部边疆消失之后，“自由土地”的供给枯竭了，作为美国发展的有力因素的西进运动结束了。”（14）但对未来，边疆的消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西部影响所标志的时代的结束，带来新的社会调整问题，带来斟酌我们往日的理想和今日的需要的新要求。”（15）因此，特纳断言在西部边疆消失后，“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并没有完全中断，“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16）亦即认定美国之向新领土的扩张乃美国历史发展的“天定命运”，从而宣称对外扩张的政策是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特纳以他那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道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向海外扩张的心声，难怪他的“边疆学说”在当时大受扩张主义者如布鲁斯·亚当斯、亨利·卡伯特·洛奇、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青睐和赏识。亨利·卡伯特·洛奇1895年3月在国会演说中曾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密西西比河谷并推进到西部的崇山峻岭以外的地方，我们在19世纪留下了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领土扩张的记录。”为了迎合特纳的“新要求”，洛奇又说：“为了取得在太平洋上的商业优势，我们应该控制夏威夷群岛和保持我们在萨摩亚的影响。”（1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富强的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在此形势下，特纳的“边疆学说”得到广泛的引申和发挥，“杜鲁门主义”、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人类边疆”都烙上了特纳扩张边疆的痕迹。由此可见，特纳的“边疆学说”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