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内容宏富的优美画卷，见证人类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璀璨、厚重的典籍著作，丰富了人类思想文化宝库。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中国历史经典著作，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一次次地掀起世界研究中国的浪潮，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限于本人学力，本文仅以《论语》《易经》《史记》为例，通过考察欧洲学者对它们的译介和研究，分析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不当之处，尚请专家不吝赐正。
    一、《论语》在西欧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记录其言行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在世界范围内倍受青睐和推崇。自明末清初至今数百年间，东西方学者不断解读孔子及《论语》，留下了大量翻译、评注和研究著作。2011年11月4日至6日，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召开了“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展示这一领域众多的新颖问题和前沿成果。
    在西方，首先对孔子产生兴趣的是耶酥会传教士。法国学者若瑟·佛莱什说过：“孔子始终处于耶稣会汉学家们的关注中心。”[1]这些耶酥会士承担了儒家四书五经的拉丁文翻译工作，该工作始于1580年，其试译本成为耶稣会士教授新近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初级教科书。1670年左右，柏应理、恩理格、殷铎泽和鲁日满四位神父开始正式翻译《论语》，并于1687年以书名《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发表。《中国哲学家孔子》除拉丁文译本外，还有法文译本(1688年)，书名改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观》；又隔三年，英译本于1691年在伦敦出版，名为《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位中国哲人》。
    1793年，伴随着法国最后一位来华传教士钱德明的逝世，以耶酥会传教士为主导进行研究中国的事业走向了尾声。钱德明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儒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这方面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他的《孔子传》(1784年)、《孔传大事略志》(附图二十四幅)和《孔门诸大弟子传略》(1784年或1785年)。《孔子传》与《孔门诸大弟子传略》均撰于北京，分别收录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卷十三。其中《孔子传》是钱德明“最博声誉撰述之一种”，德明自云：“本书材料皆采之于一切珍贵汉籍，如正史，别史，经序，《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阙里志》、《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考》、《古史》(后三书名皆从音译)等书是已。余将为孔子诸史家之史家，至若批评鉴别，则待他人为之。”[2]传后附有年表、图说、孔子世系(始纪元前2637年黄帝在位之时，迄纪元后1784年)和圣迹图一百多幅。钱德明致力于向欧洲全面介绍传播孔子及《论语》思想，“拟将孔子学说撰为一书，惟用力罄而未果”[2]888-889。
    其次，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承继耶酥会士的事业，在《论语》及中国儒家思想西传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有学者说：“开始于19世纪初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是由新教传教士来华开启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迄今为止《论语》(及其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基本规模。”①180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年)出版了《论语》英文节译本，使用的书名是：The Work of Confucius，他的译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直接译自汉语的《论语》英译本。需要注意的是，马殊曼的译本只是《论语》上半部分。虽然马殊曼的译本不完整，但作为第一部英译本，它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该译本不仅成为半个世纪后理雅各翻译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美国作家、思想家爱默生和梭罗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梭罗还从中选取了二十一段格言发表在一八四三年四月的《日晷》(Dial)上”[3]。
    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论语》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有学者这样评价理雅各：“他所译的《论语》具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并采用直译的方法传达原意。可以说他的译著既是天才的翻译成果又是最详尽的研究成果。”[4]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主要典籍译成了英文，其成果为五卷本的《中国经典》，包括中文原文、注释和索引，于1861-1872年间出版。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社又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增补到七卷。理雅各之后，还有几位英国学者翻译过《论语》。如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年)、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1867-1940年)和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年)四人。最后一位翻译《论语》的是被认为继理雅各之后最伟大的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年)。韦利的英译《论语》出版于1938年，直到今天，他的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
    再次，通过传教士的译介和评注，《论语》所体现的中国道德精神及孔子形象深入人心，为西方自由思想家的“儒家热”奠定了稳固基础。伏尔泰即是其中的典型。据艾田蒲描绘：“他(伏尔泰)的小教堂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他像梦中的中国官员一样，向画像顶礼膜拜。”[5]除形式上供奉之外，伏尔泰的内心更是充满了对孔夫子深深的敬意。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写道：“孔夫子决不愿意说谎；他根本不做先知；他从来不说他有什么灵感；他也决不宣扬一种新宗教；他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他根本不奉承他那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6]像伏尔泰这样的西方自由思想家推崇孔子，推崇《论语》，有他们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18世纪的欧洲，处处充满了神学、教会和封建专制这些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急需一剂强心丸拨开这份阴霾。恰在此时，中国的宽容精神、仁爱精神和理性精神，经过传教士的粉饰之后，传到了欧洲，这种不信神启、寻求真理的精神，给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新鲜活力。
    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一而再地被放大。早在1641年，拉摩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曾撰写过《论中国的苏格拉底——孔夫子》一文，这是他发表的《异教徒的道德》巨著中的一章。文中，瓦耶把孔子比喻为中国的苏格拉底，认为“中国的伦理、政治和宗教稳定，都应归功于他(孔子)”[1]14。在当时，诸如此类的对孔子的粉饰，不胜枚举。在他们的描绘下，孔子仿佛一尊真理之神，矗立在欧洲人面前。于是，“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孔子的哲学理性观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遂及于法、德、英各国；虽然各国所受影响不同，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7]。这也正是当时欧洲极力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所在。更有甚者，利奇温称“孔子为此世纪(18世纪的欧洲)之守护尊者”[8]。
    无论如何，《论语》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它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和道德观，都曾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