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在西欧
    《史记》，作为纪传体史著的经典，屹立千年有余，其影响早已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08年5月27-29日和2011年5月31-6月2日，第一届、第二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佛光大学召开，与会者来自德国、法国、捷克、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大陆以及台湾本地等多个地区，学者们就《史记》的体例与“笔法”、《史记》的天文历法与先秦两汉年代学、《史记》文献学、《史记》与其他经史典籍关系、东亚汉学中的《史记》学研究、西方汉学中的《史记》学研究等议题进行讨论。从会议的规模和会议的议题可以看出，《史记》衍生出来的“《史记》学”文化，绵绵延延，影响深远。
    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相比，西欧诸国较晚才接触到《史记》。直到19世纪，欧洲国家才正式关注中国正史著作(即二十四史)的翻译、研究和出版。有学者曾这样写道：“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翻译和出版中国古代正史著作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一时风尚，科学和规范化的汉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14]这里，首先必须提及的是沙畹的《史记》翻译与研究。
    沙畹，国际汉学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享有“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美誉。1889年，沙畹前往北京，任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官，着手《史记》的研究与翻译。据戴仁记载，沙畹是在考狄的鼓励下开始翻译《史记》的，“后来他听取了考狄的意见，后者(考狄)建议他转向中国历史方向的研究，尤其鼓励他专攻二十四史中一种史书的翻译。”[15]沙畹在正式翻译《史记》前，做了详尽的研究工作，除了精读，便是试着翻译“八书”中的《封禅书》，1890年，《北京东方学会》杂志发表了《封禅书》的法文译注。有学者认为，正是《封禅书》的成功翻译，所以沙畹在年仅28岁时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第四任教授[16]。我们暂且不论沙畹的当选是否与成功翻译《封禅书》有关，但是《封禅书》的法文译作在当时一经问世，的确引起了世人瞩目。1893年，沙畹返回巴黎担任职务，授课之余，继续坚持翻译《史记》。1895-1905年，沙畹陆续发表了《史记》前47卷的译作，冠以《司马迁史记》为名，共5分卷。沙畹生前未发表的《史记》第48卷至50卷翻译遗稿在1969年经整理出版，随同出版的还有康谟德(Maxime Kaltenmark)翻译的第51、52两卷以及沙畹本人译制的《史记》总索引。沙畹在北京完成的全部《史记》译著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吉美博物馆，这是一部初稿，没有注释。
    沙畹的翻译，译文准确、考证精到、注释详尽，即使今天，依然是最有用的标准译本之一。历来学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一书中的评价是：“《史记》法译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9]71戴密微评述该书说：“附有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史提出的所有问题。其考证既严谨又有广泛涉及面，整个汉学界(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直到那时都缺乏与之相匹敌者。尽管这几卷译本年代已久远，但至今所有人都在使有它。”[17]我们说，沙畹之所以有“欧洲汉学泰斗”之称，不仅仅在于他的翻译事业本身，更主要的在于他翻译时所运用的学术考证方法。该方法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特点的一种反映。马伯乐对他这种方法十分肯定，认为“他敢于将人们所推崇的欧洲古代作家的考证手段，运用到一名中国作家身上。这完全是把考证方法用到这种新内容，而且他还一举获得了成功。沙畹希望以某种形式将整部著作拆散，研究它是怎样被组合而成的、作者曾占有过什么文献、采用什么样的考证原则以选择这些文献、最后他是怎样把它们收入其著作中、他利用了其中的什么文献等。沙畹后来又研究了这些文献本身，并从中探讨其真正的价值，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探讨其真实性。”[18]
    此外，沙畹还著有一部《史记序论》，其法文原名：Introduction aux Memoires historiquesde Se Ma Tsien，公开发表于1895年，这是他为《史记》翻译作的序，长达二百多页。该序论介绍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石田干之助博士在《东洋学杂钞》中评述道：“说起西洋的《史记》研究，首先必须举出Edouard Chavannes氏的法文译本的《史记》……他以精到广博的文笔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概说……更进一步对其所使用的资料等文献进行论述，特别有关《尚书》的史料内容……此一序论对古代经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然后是他以记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态度对《史记》进行审查。”[14]254某种程度上而言，沙畹可以称得上是西欧《史记》研究的大家。
    《史记》的翻译与研究，成为沙畹开创性治学的一个起点。在为《史记》翻译查阅资料时，沙畹逐步对中国古代音乐、编年学、历史纪年等问题产生兴趣，几乎囊括每一个汉学领域，这就使得他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译注和研究中，他曾经设想撰写有关司马迁与其著作的书，然而这个设想也没能实现。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位身处法国的中国学者，完成了沙畹这一心愿。他就是到巴黎从事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作品比较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左景权。
    左景权(Dzo Ching-chuan)，湖南湘阴望族左宗棠的后人，1916年生，1948年考取公费前往法国求学，赴法后花费4年时间在里昂补习法语，1952年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专修西洋古代史，学成毕业即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直到1980年退休②。左景权的研究以敦煌文化闻名于法国汉学界。其实，校阅敦煌经卷以及索引工作只是他的“副业”，研究史学、从事东西方史学比较才是其“正业”。他始终关注中国史学的发展动向，曾影响罗念生、杜维运等历史名家的学术活动。他对希罗多德推崇备至，有意将这位西方的史学之父与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进行比较研究，遂撰写了《司马迁与中国史学》(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书。此书用法文写成，正文300页，加书目索引共三百五十多页，1978年出版，1998年巴黎友丰书店再版。左景权的研究，先从精读原著着手，又参考德文及其他考证资料，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考证研究《史记》，更涉猎未见传本之目录，如王念孙《读书杂志》内收《史记》条，还有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条目，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史记》次第条，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九《史记》五帝三代本纪条之类，叙述《秦记》，则据1976年《文物》(30-31页)湖北云梦秦简发掘之文字佐证，宁缺毋滥，搜求之密，令人叹为观止。
    再者，1979年，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史记选》，也为《史记》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路径。该英文版《史记选》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承担翻译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是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19]。新中国建立后，外文出版社创办了《中国文学》杂志社，志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自创刊以来，这份刊物曾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史记》也被列入计划范围内。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应当时主持外文出版社的刘尊棋之邀，加入《中国文学》杂志社，入社伊始，他们就开始着手翻译《史记选》(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该译作在50年代已经完成，但直到1974年才在香港率先出版，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这部《史记选》的英译，再次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史记热的浪潮。
    且不论中国古代典籍对欧洲文明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都应看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富饶遗产在欧洲历史上的确引发了诸多思考，“东学西渐”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扩言之，对西方各界持续升温的“中国热”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深刻地启示我们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整个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走向灿烂的。历史如此，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注释：
    ①参见：崔玉军.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历史与问题[J].该文是提交于2009年6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近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②关于左景权的信息，国内几乎没有记述，仅能发现的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和发表的几篇文章：《敦煌文史学述》《漫谈希腊古典名著的翻译》《范成大揽辔录校补初编序》.文中所用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法国华人三百年》之“左景权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该书由旅法艺术家、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欧洲龙吟诗社主编叶星球撰写，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09年出版.参见：左景权.司马迁与中国史学[C]//叶星球.法国华人三百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