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后，引起西欧社会一系列变化，城市中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中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为新思想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使大量农奴纷纷逃入城市，如能在城市住满一定时间，原来的领主便无权再占有他们，从而使他们摆脱了对领主的依附关系。从农奴转变为市民，实际上提高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自由民而不是依附民”①。
    城市中市民间的关系原则上平等。城市中的主要居民是工商业者，他们以同业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尽管不同行会间成员们的经济收入各异，但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城市基本生产单位的作坊中，匠师、帮工、学徒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有别于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匠师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匠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式的”②，学徒住在师傅家里，师傅通过自己的作坊向学徒传授技艺，学徒一般要向师傅缴纳一定数量的学徒费，期满后升为帮工。帮工是手艺熟练的劳动者，“行东与帮工在日常同志关系中一起生活”③，依据合同，帮工先受雇于匠师，同时得到规定的工资报酬。经过一定时期，行会批准，履行各种手续后，帮工升为匠师，自立门户，生产营业。这种生产关系已不同于领主与农奴间的剥削、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关系，在人身地位方面具有一定的平等性。
    市民间相对平等的关系在各城市的法律中亦有表现，“确实在原则上，依照每一个都市团体的原来的法律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这是一切近代民主之母。”③“任何人进入城市大门，无论是贵族还是自由民即市民，一律要服从刑法。”④“全体居民受同一法律审判，法律也同样保护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⑤尽管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平等关系与法律条文有差距，但市民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城市中这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足以使市民产生与以往传统观念不同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城市中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为新思想的滋生建立了温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种现象与工商业者各方面利益要求有关，“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没有行动、营业与销售货物的权利。”⑥他们获得了农奴所不能有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结婚，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可以随意迁出，随意往来。另外，自由环境必然带来相应的民主气氛。市民从自身安危和利益出发，对本市的政治生活十分关注，加之城市建设和各项费用所需均来源于市民的纳税和捐献，增强了市民参与城市政治的意识，使城市的政治生活具有民主特征，特别是自治或自治权力较大的城市，经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立足于本市的集体利益要求，绝不能象领主管理庄园那样独断专行，为所欲为。
    城市中相对的自由、民主，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依据新的现实生活提出新要求形成新思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且，在这环境中所产生的新思想必然与建立在封闭式的农业庄园基础上的大一统的基督教思想相冲突，形成具有世俗性质的人本思想。
    城市中新的社会环境也使居住生活在其中的一些贵族在利益要求和思想观念方面发生变化。11世纪以后，一些贵族开始装饰自己的文化教育门面，竭立使周围人认为自己是深受教育、饱读群书、温文尔雅之人。因此，一些贵族对一些文人、艺术家、思想家采取庇护政策，同时，有些人也直接从事文化创作。这对活跃社会思想，发展社会文化都是有利的。另外，有些贵族开始对经商感兴趣，追逐金钱使他们淡漠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十二世纪以后，在图鲁斯，骑士的头衔并不显得十分荣耀。”⑦经济利益要求与工商业者接近以及共同生活在城市中，使一些贵族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很容易与工商业者的思想趋同，使新思想得以更广泛发展。
    城市兴起带来直接的社会后果之一是世俗大学的出现，大学建立之初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和独立性，形成不受政府和教会直接控制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实体。在一段时期内，大学这种相对自治性为理论研究和思想辩论提供了有利场所。另外，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来自西欧各地，身份自由，思想活跃，有利新思想的滋生和发展。
    城市产生后，随着社会对知识和科学需求量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对古典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等国文化学习和研究热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和阿拉伯人著作被大量翻译成拉丁文以满足社会需要。当时西班牙的托莱多和西西里的巴勒莫成为翻译阿拉伯文为拉丁文的重要中心。另外，十字军东征期间，叙利亚、君士坦丁堡等地的古希腊、罗马以及拜占廷和阿拉伯人著作也大量转入西欧。象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包伊夏斯等人的著作以及一些阿拉伯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引起当时西欧社会的普遍欣赏和广泛重视，这些都为新的人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