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本思潮的核心是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但是在当时西欧对基督教汪洋大海似的信仰之中，对人地位和价值等方面的强调最初不会超出这种信仰的局限，带有时代特征。对人的强调是在信仰上帝、肯定上帝恩泽之下的强调，即使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思想也都没超出对上帝的信仰，都是基督教徒，正如彼特拉克所说：“我的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⑧。然而，11世纪末以后西欧出现的在肯定上帝前题下对人地位、价值、尊严的重视，已明显改变了进入中世纪以来教会视人为渺小、罪恶的观念。
    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成为西欧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教会严格地把持对教义的解释权。在教会的思想观念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异常疏远，教会把上帝描绘得威严、冷酷、高不可攀，人已被上帝摈弃并受着上帝的惩罚。人来到世上就是要赎罪，只有忍受各种苦难，向教会捐献财产，弃绝尘世享乐转入僧侣生活等等行为才可减轻罪过，多少挡开上帝的怒气。上帝难以亲近，人必须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
    11世纪末，特别是进入12世纪，西欧开始了对上帝与人的友善和亲密关系的热情探讨，12世纪后的许多著述的主题就是歌颂上帝的慈悲、友善，歌颂上帝与人的亲近关系。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上帝对人是友好的，他把自己的象貌特征以及某些智慧和能力都传给他的创造物——人。
    与重视人与上帝关系的同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也得到新的认识。11世纪前，人们普遍接受教会的宣传，认为宇宙是混沌而神秘的境界，人在其中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是渺小而且有罪的，必须克制自己，屈服超自然的力量，祈祷并感激奇迹的帮助。11世纪末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宇宙是宏大而有秩序的体系，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时把他的理性和智慧贯穿于每个环节，人在这庞大的体系中占居中心地位。从而人们认识到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处于自然万物于上帝之间相互沟通的中心环节。康彻斯的威廉（Willam of chonches）的《哲学世界》（Philosophia·Mundi）是12世纪20年代这种思想的代表作⑨。人之所以居于宇宙的中心地位是由于人与上帝有着亲族关系，并具有上帝的某些特征。因此，人在自然界中高于万物及其任何动物并能与上帝形成某种默契。中世纪一位校长伯纳德·塞威斯特利斯曾写道：
    “动物为禽兽的貌相
    头下垂，目低视：
    而人的头却在冥思中高昂
    以示其自然的亲族关系与上苍；
    他可看到繁星遵循上帝的法则
    传递给人类得以兴盛的规章。”⑩
    此时，人们还认识到，由于人具有上帝的某些特征，人也有理性和意志力，而且这方面能力可通过学习得到培养和加强，给人增添光彩，使人变得尊贵。这种光彩和尊贵在于通过学习，人不仅能弥补原罪所造成的堕落，还可认识到自然万物。
    人与上帝的关系及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所具有的理性能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向上可与上帝沟通，向下可认识自然万物，同时也有能力对自身社会进行管理和改造。因此，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不单单是宗教问题，实际上也成为哲学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必然要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的行动，使人们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增强信心。
    三
    对人的价值、地位和能力的重新认识不单单表现在有关直接论述人的理论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1世纪后，西欧出现了大量的自传和传记作品，从这时期传记作品的数量和内容看，关于人，特别是现实的人得到了重视，这是一种新的变化。11世纪前的中世纪，教会指导人们在禁欲、苦行、赎罪中忘我地信仰上帝，在文化作品中很少客观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为数不多的作品大都是关于圣徒们的圣迹，表现得公式化、说教性十足，充斥神灵感化色彩，“很少表现‘人的本性’。”（11）就是少数几个帝王的传记也受到基督教伦理标准的层层框定，把他们描绘成十全十美的英雄。“艾因哈德等人对查理大帝天才与能力的估价，使之形同摩西。”（12）11世纪后不仅自传和传记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其中许多是反映当时普通人的作品，并比较客观地记述现实社会中一些人的行为举止、脾气秉性、内心世界和缺点毛病，“具有反传统圣经传记风格，带有人情味”（13）。12世纪初，座落在卢恩附近一所并不引人注目的修道院的院长诺占特的古伯拉以回忆录形式写的传记，被认为是有代表性地开始了“勇敢的”自我认识（14）。有的自传作者以写历史著作方式把自己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角色。例如，威尔斯的杰拉尔德以第三人称笔法陈述自己的事迹，同时没有隐瞒他火爆的脾气和易怒的性格。为别人立传的作品也力图客观记录真实情况。英国的埃德迈拉在为他亲密朋友安塞姆写传时，“他没试图使安塞姆超乎常人之上或不食人间烟火或通篇充满道德说教，他力争按安塞姆本来面貌描写他，他有魅力，富于鼓动性，同时也常使人恼怒。”（15）这种以传记形式的自我认识和对人真实、具体的记录和描写，实际是对人在现实生活中价值和作用的肯定，是对现实人及其人格的一种承认。这种现象到文艺复兴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