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端午节起源于先秦时代，经两汉至六朝而盛行于荆楚吴越一带。这是一个越发展到后来越与南方的地理、气候等特征密切相关的民间节日。这一节日习俗从何时传入日本，目前还难论定。但《日本书纪》载有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和次年五月五日群臣们的节日活动情况，说明至迟在飞鸟时代已有人开始仿行。自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以后，日本先后派遣了19批学生入唐学习，这就大大加快了直接输入中国文化的进程。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端午习俗也随之为更多的日本人所仿效，甚至竟然发展到了天皇下诏“五月节会时”“不带菖蒲簪子者不许入宫”（《续日本纪》），平民以“端午节不把菖蒲放在房顶上为不吉祥”（《蜻蛉日记》）的地步。但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毕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日本人在仿行过程中就必然要按照本国的文化特征，对外来习俗进行改造和创新。本文拟就这种仿效和创新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一
    中国的端午节，一直盛行着“用菖蒲……插于门旁以禳不祥”（《燕京岁时记》），“刻萍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岁时杂记》），“菖薄者……以酒服”（《本草纲目》卷十九）等习俗。可见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想用“感百阴之气”（《典术》）而生，具有“除三尸九虫、天行时疾、瘴疫瘦病”（《本草纲目》卷十九）医药功能的菖蒲，来禳除五月的炎热气候所带来的各种瘟疫和不祥。
    对于葛蒲的这些医药功能，日本人也是早有认识的。据《延喜式·典药察》载，仁明朝遣唐使船舶就备有供途中患病者服用的菖蒲四斤，这就不难解释他们为什么在端午节十分喜爱菖蒲的原因了。
    他们仿效中国人挂菖蒲于户的习俗并加以变通，五月五日“在宫殿的房顶和平民的房顶都密密麻麻地铺上了菖蒲”（《枕草子》三七），“把几棵菖蒲放在每个小草庵的房顶上”（《狭衣物语》），“在门帘上装饰颜色鲜蓝的菖蒲，在屋檐上密密地排列菖蒲”（《荣华物语》）：甚至“屏风上……五月画的是插着菖蒲的人家”（《落洼物语》），院内“供五月赛马之用”的场地边“种着茂密的菖蒲”（见《源氏物语·少女》）。他们也模仿中国人佩带菖蒲的习俗而变化出更多的花样，如皇宫中人“每年五月节会时都把菖蒲作为簪子”（《续日本纪》），歌咏者“菖蒲为发饰”（《万叶集》一九五五），“幼女们相称地把菖蒲佩在身上”（《枕草子》三七），“年青的宫女们把菖蒲插在腰上”（同上），“藏人把菖蒲作为装饰物，……佩带在妇女的披肩和裙带上”（《枕草子》八五）。他们还照样在端午节喝菖蒲酒，如《年中恒例记》就载有“五月……在御酒里加入菖蒲”的话；又《改正月令博物筌》“五月五日菖蒲酒”，注亦云：“将菖蒲切碎入酒泡了喝，加入少许雄黄，能驱邪。”此外，如端午节坐“菖蒲轿子”（《枕草子》二二五）、用“菖蒲枕头”（《年中行事》）、挂“菖蒲色幔帐”（《荣华物语》），穿“菖蒲色唐衣”（同上）、浴“菖蒲汤”（《年中定例记》）、吃“菖蒲醋”（《本朝食鉴》），或“节日菖蒲草，且把玉珠穿”《万叶集》四一七七），用来赠给亲人，“把一条长长的菖蒲根放入信封”（《枕草子》八五），用来寄给朋友，等等，则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别出心裁。
    与挂菖蒲相类似，中国人则喜欢在端午节“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荆楚岁时记》）这是因为艾草同样具有“所以疗疾”（《诗经·采葛》传）医药功能的缘故。据《延喜式·典药察》记载，日本仁明朝遣唐使船舶备有供途中患病者服用的熟艾二斤，可见日本人也有着“艾医草也”（《倭名钞》）的深刻认识。而《谈不吃不喝的女人》（日文原作〈食わず女房谭〉）所记载的关于山姥即鬼怪远避艾草的传说故事，又反映了他们对艾草医药功能的崇拜心理。因此他们就仿效着中国人，端午时很喜欢把艾草插在屋檐之下，或佩在身上，以期除去邪恶与不祥。
    由上述可见，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他们悬挂菖蒲艾草的目的在于祛病驱邪。但他们又往往能超越这种功利目的，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菖蒲和艾草。如《枕草子》三七云：“在房顶和房檐下都铺满了菖蒲艾草，看上去真是美丽极了！”说明观赏者已不在乎菖蒲艾草是否能给自己带来禳毒驱邪的功与利，而在于想用它们把节日的房子点缀得更加美丽，从而使自己享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和愉悦，又云：“幼女们相称地把菖蒲佩在身上，分明感到自己已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不时地欣赏着自己衣服的袖子，并经常与别人相比较，觉得自己实在美丽无比了！”也说明幼女们此时已超然于功利之外，仅仅以审美的态度对菖蒲艾草进行自觉的观照和欣赏。又如《荣华物语》云：“人坐轿子来，轿子上挂着药球和菖蒲，景致新奇，年青人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在这里，观赏者对待菖蒲等物的态度，更具有超功利的审美特征。
    二
    据《风俗通》、《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书记载，中国人五月五日有以五彩丝系臂的习俗，其目的是为了避兵及鬼，驱除病瘟，又由《晋书·谢元传》“元少好佩紫罗香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和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可知，他们也喜欢佩带或悬挂装有香料的小囊，但这不一定是端午的习俗。
    日本的药玉，主要是由装有香料的锦囊和垂于其下的一束五色丝线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就是将中国的五彩丝和香囊加以合并的产物，它在日本端午节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菖蒲。如天皇下诏“五月五日佩带药玉、喝酒的人长寿，有福，并赐给他们药玉和御酒”（《续后纪》），在宫中“不举行礼仪也要分药玉，互相赠送卯槌，即便是来得正巧的使者，也一定是分给的”（《枕草子》二三），“宫中人把药玉挂到御帐台正房的左右柱子上”（《枕草子》三七），“皇子和公卿们把药玉别在身上”，贵族小姐们“在汗衫上佩带着卯槌和药玉”（见《枕草子》八五），“藏人选出的容貌佳丽的女子们，把药玉献给亲王和诸臣，并别到他们的身上”（《枕草子》二0八），“人坐桥子来时，轿子上挂着药玉”（《荣华物语》）等等， 即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日本人端午节所挂的五色飘带，则应当是中国五彩丝的衍变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