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端午节有“斗百草”（《荆楚岁时记》）的游戏，它的主要内容是斗草的韧性或多寡。传入日本后，就衍变成了称为菖蒲打的游戏：孩子们在端午之日把菖蒲叶编织成象辫子一样的长条，竞相拍打地面，打断的算输。菖蒲合的游戏也是由“斗百草”衍变而来的：大人们分为左与右，双方伴随着歌咏比较菖蒲根的长短，以决定胜负。据《赤染卫门集》、《著闻集》等记载，这些习俗在平安朝就已很盛行。
    端午节的另一种游戏是竞渡，其具体情形可从“摇船竞堀江，江水多萦绕”（《万叶集》四四六二）和“吉野朝宫里的公卿们把船只排列起来，从早上就开始竞渡”（《拾遣集》）的记载中略窥一斑，但这仅仅是一项节日娱乐活动，不象中国人那样是为了纪念屈原。同样，日本虽然流行着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但也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如从“全家都来解开粽子，热闹的气氛充满着房门”（路通语），可知粽子不过是能引起大家食欲的节日美食而已，又《伊势物语》云：“从前有一个男子，他的一个亲爱的朋友，于五月五日端午节上，送他一些用菖蒲叶包成的粽子，他回敬他一只雉鸡。”说明它只是朋友间互相赠送的一种吉祥礼物，并无特殊意义。
    三
    关于端午节的起因，曾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一说是晋人为了纪念介子推，汉末蔡邕云：“文公哀之（指介子推），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琴操》）二说是吴人为了纪念伍子胥，魏初邯郸淳云：“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曹娥碑》）三说是越人为了纪念曹娥。东晋虞预云：“女子曹娥者，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波沉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会稽典录》）越人以其孝能感神，故以此日纪念之。至于端午节的一些主要习俗，也并非仅仅见于五月五日。如据《风俗通义》载，东汉时就盛行夏至日吃粽子的风俗。又“竞渡不独午日也”（赵翼《陔余丛考》），古人常在春日、上已、元夕、重阳等节日中举行。即使仅仅固定于五月五日的某些习俗，其内容也是颇为庞杂的。如据《大戴礼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即可说明人们用以驱邪禳毒的药草，并非一律是“神仙之灵药”菖蒲和“所以疗疾”的艾草。
    但是由于屈原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他的英灵在南北朝时就已主宰了端午节，而介子推、伍子胥等人的形象却渐渐在这一节日的祭坛上消失了。于是，所有端午习俗几乎都被认为因屈原而来，某些不限于季节的民间活动也被固定在五月五日进行，从而形成了以挂菖艾、吃粽子、竞龙舟三项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节日特征。这可以从在南朝梁以后闻世的《荆楚岁时记》、《续齐谐记》、《襄阳风俗记》的记载中看得一清二楚。
    正当屈原成为端午祭坛主神的时候，日本社会进入了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为了发展国家的文化和科学，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吸收隋唐文化，包括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的种种风俗习惯等等。因此，端午节习俗也随之传入了日本。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的端午习俗却呈现出了象上文所叙述的那种种特征。
    首先，日本统治者在吸收隋唐文化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条维护本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原则，即对输入的隋唐文化必须进行适合国情的改造和创新，这就决定了传入后的端午习俗，只能在融合日本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开花结果。
    由于端午的习俗主要是由遣唐学生传入日本的，而他们本来就是从贵族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回国后历任中央或地方文武官员的又不在少数，因此在他们周围流行起来的端午习俗，已改变了它原来的民间习俗的性质而带上了浓厚的贵族气味。如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奈良、平安时代参加端午节日活动的人主要是天皇、贵族及后宫女官等，这就表明端午节日活动在一定程序上带上了游乐的性质：
    五月丁酉朔，辛丑日（五日），天皇临御西边小殿，与皇太子、群臣出席宴会，并且奏上了田舞。（《日本书纪》）
    五月庚辰（五日），天皇启驾南苑，欣赏骑射和走马。（《续日本纪》）
    手摘葛蒲草，蓬蔓亦编成、游乐开酒宴，聊为慰此心。（《万叶集》四一一六）
    举凡田舞、骑射、走马、酒宴，都无不表明这儿的节日充满着一种恣意游乐的气氛，与大陆百姓虔诚地敬仰着节日主神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必须指出的是，到了平安中期，后宫成了整个宫廷的文化和社交的沙龙，因此端午习俗经过一群女性的精心改造和创新而呈现出了另一种面貌。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必须看成是藤原一族独揽朝政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藤原氏是通过血缘关系，以外戚身份控制皇室的。为了正式获得“摄政”的称号，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掌握者，他们都想把自家的女儿拥立为皇后，于是各宫无不广植羽翼即大量延揽名门才女作为女官，结果使整个后宫出现了名门才女云集的局面。那些属于受领阶层的中下层贵族，总是憧憬着跟上层社会发生联系，所以就纷纷让自己的女儿到宫廷去与女官为伍，以便能够得到内侍之类的职务，各宫之间争奇斗艳，不断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和歌、绘画或节日祝典比赛。所谓具有另一种面貌的端午节，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出现的。如据《枕草子》等书记载，每当端午之日，在房顶、檐下、柱上都点缀着菖蒲、艾草，在妇女的身上都佩带着菖蒲、艾草、药玉，在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菖蒲、艾草、药玉的浓郁香味，真可谓是一个又美又香的世界。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界里，菖蒲、艾草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这一特点对日本后世端午习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正象这群宫廷女官和贵族侍女创造出假名文字，从而给本民族的文明带来无比光辉一样，她们从审美的立场出发，大胆改造传统习俗而以菖蒲、艾草、药玉打扮出一个美丽的端午节日，这无疑宣告了日本民族美的意识自觉时代的到来。当然，由于对隐藏在豪华外表下面的宫廷生活的颓废现实有所觉察，她们时时感到自己将可能成为各贵族集团之间相互倾轧的牺牲品，因此就渴望能得到某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东西来消除这潜在的威胁，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端午节特别看重菖蒲、艾草、药玉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安末年，在反对藤原氏专权的斗争中，新兴的武士阶层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镰仓幕府的建立，正式宣告天皇制贵族政治的覆灭和长达七百年之久的武家政治的开始，因此作为反映武家政治的武家文化也就随之出了。所谓武家文化，就是从宫廷和贵族之家摆脱出来而不断走向大众化和地方化的文化，因而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端午节，也逐渐普及到了各地，成了大众化的节日。
    由于武家政治是以武士阶层作为政权基础的，而武士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又赢得了大众的普遍钦佩，所以这一时期的端午节，除保留了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一般习俗外，还增添了许多与武士形象有关的内容，如人们为了以武士的形象教育自己的男孩，凡是有男儿的人家都于五月五日装饰起了武者木偶——五月偶人。“以柳木作大、小刀，盖谓菖蒲刀，男儿横之于腰”（《日次记事》），或以菖蒲做成盔甲，让男孩披之于身的习俗也颇为流行。以纸或布做成的鲤鱼幡，五月五日高悬在门户之外，象征着自家的男孩象鲤鱼那样顽强而富有活力，据说这也是继承武家的风俗而来的。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端午节就逐渐变成了男孩的节日。
    总之，刚刚从英雄时代过渡而来的飞鸟、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人，对本民族的古代英雄如长眠在古坟中的那些人，仍怀有无限崇拜的心情，镰仓之后，传说中的英雄虽然渐渐失去了威力，但人们却对日益兴起的武士阶层产生了崇拜心理，使之成了端午节日中的崇拜偶像。因此，日本民族始终不需要引进中国的端午主神——屈原，而屈原也就始终不能加入日本的国籍了。中国端午节日吃粽子和竞龙舟这二项被认为直接与纪念屈原有关的节日活动，之所以不能在日本得到广泛开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