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下依据中国学者具体的论著材料，分成若干方面，对新时期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特点作具体阐述。
    1.关于史学的流派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美国史学可称得上是一个“后起之秀”。它作为一门专业，大体确立于上一世纪的80年代。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见世，1896年他在《新西部之兴起》中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边疆学说，遂声誉日盛，信徒甚众，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史坛形成了名噪一时的“边疆学派”。可以说，特纳的史学思想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前特纳时期，美国史学多受欧洲史家的影响，正是从特纳开始，美国史学才摆脱依附欧洲史学的附庸地位，日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这大概正是中国的美国史学史家为何在流派林立的美国史学中，要对特纳学派“情有独钟”的缘故了。于是，《特纳地域理论与“超国界的政治”》（11）、《特纳边疆论题的历史地位》（12）、《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从特纳的“边疆假设”谈起》（13）等论题频频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史学杂志上，成为中国学者历久不衰进行研讨的“热门课题”。
    在中国学者研究特纳学派的诸多学术成果中，当首推杨生茂先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14）辑录了足以能说明边疆学派史学思想的奠基人的原著，兼收外国史家评论特纳学说的论文资料多篇，都为后来研究这一史学流派的中国学者提供方便。兼作全书导论的杨氏长篇论文，全面地评价了特纳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观点、阶级属性及其演变与影响，亦不失为诸家中最为突出的一家之言。当然，在当今美国史坛，不管是特纳学派还是新特纳学派，在繁衍多变的美国史学流派中已成了昨日的黄花，实际上已失去了昔日支配史坛的能力，然而，当代一些美国史家从“跨文明”的角度，对特纳学说重新作了考察，他们把美国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史家甚至按照特纳学说研究了古罗马、中世纪欧洲、俄国和中国的边疆变化情况，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新著。从比较边疆史学的复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视界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改进，即便是一个已被人们做滥了的陈旧的课题，也会在新的情况下，唤发出新的光彩。事实上，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最初的尝试。（15）
    此外，我国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以鲁滨逊与比尔德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也作过不少探讨，尤其是对鲁氏的代表作《新史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史学思想作了重新评估。此类论文见之于报刊的主要有：张广智的《美国“新史学派”述评》（16）、赵世瑜的《扩张史家视野，顺应史学潮流——重读鲁滨逊〈新史学〉的思考》（17）、夏祖恩的《对〈新史学〉“中译本序言”的异议》（18）等，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力图对这一在“文革”前被“彻底批判”过的“新史学派”作出比较求实与公允的评价。平心而论，我以为，以鲁滨逊、比尔德等人在20世纪上半叶所掀起的新史学浪潮，对推动美国史学的前进确起过不少进步的历史作用，而他们的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不少合理的因素，如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是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多因论”，扩大史学研究的范畴、主张多方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上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留意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把历史著作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等方面，都是可以批判吸收的史学遗产。
    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史学流派，我国学界也有过不少介绍，较为集中的论述见之于王建华的论著。（19）此外，《世界史研究动态》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外国史学与史学流派栏目内，对现代美国史家及其流派介绍颇多，其中撰文最多的当数李世洞先生。
    2.关于史学新理论与新方法
    新时期以来，引进中国学界的现当代美国史学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影响的当数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等，而尤以前二者最为显著，在中国史坛激起了广泛的反响。
    现代西方的新史学，无论是最早提出“新史学”这一口号的德国史家卡尔·兰普勒希特，或是美国的新史学家，还是法国的年鉴学派，都十分注重人和历史文化现象的心理研究，并以此作为推进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晚近以来，西方心理史学勃兴，但它在美国比在西方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在这方面，罗凤礼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颇丰，他在《美国的心理史学》（20）、《西方心理历史学》（21）、《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22）及其编纂的《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23）等论著中，对西方心理史学的源流与现状，尤对心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论述颇详。此外，张广勇的《走向历史的深处》（24）也是专论美国心理史学成就的，亦可参看。
    现代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必将导致计量研究方法的深入。在当代，计量史学走在前面的是法国，而在美国它则得到了全面与充分的发展。揭示美国计量史学历时性进程的有王建华的《美国数量史学三十年》（25）一文，王小宽在译出《计量史学方法导论》（26）的同时，也有不少论述计量方法与历史研究关系的论文，如《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27）、《历史研究与计量化初探》（28）等，也都有涉及当代美国计量史学方法的篇章。当然，美国的计量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既有显示其优越性的成功范例，也有败笔，如福格尔与恩格尔曼的合著：《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1974年）一书，使用了大量的前人不曾注意的资料如帐薄、日记等计量资料，但其研究结果却得出了内战前奴隶制的生气勃勃的、高效率的、高利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说什么它在内战前已促进南部经济高速度发展等错误的结论。这一事例屡屡被我国的计量史学研究者所引证，它说明计量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有其局限性，过份强调这种方法会导致各种危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所说：“历史依然需要历史学家，电子技术会有它的用处，但它不会变历史学家为电钮操作者，它也不会变历史为某种体系，对此我深信不疑。”（29）在计量方法普遍运用的美国史坛，象这种对此类史学新方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