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舞台上，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战败德国的重新崛起，而德国的迅速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施特莱斯曼外交。从1923年起至1929年施特莱斯曼一直担任德国外长，他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矛盾，坚持推行独立的和平、和解及东西方两面外交，使德国在短短数年内基本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地位而重返世界强国之林。①这是德国外交史上一个“和平与辉煌”时期，在西方又有施特莱斯曼外交时代之称。
    勿庸置疑，施特莱斯曼外交是极为成功的。不过，史学界在一致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并探究其成功的原因。本文拟从国际背景、国内因素及施特莱斯曼个人作用三个方面对此作一初探。
    一
    1923年鲁尔危机发生后对德国日益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是施特莱斯曼外交能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
    众所周知，魏玛德国的外交重心自始便在西方。首届谢德曼政府就一心指望，能够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帮助下取得对德国完全有利的“美国式和约”。②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连续两届执政的维尔特内阁， 也曾试图通过“履行政策”与世仇法国和解，并特别对获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支持抱有希望。不过，在1919至1922年期间，由于美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挫而“暂时退出欧洲政舞台”，英国对德国“正游移于严厉和宽容之间”，③法国更是复仇心切，意欲彻底摧垮德国，以致德国对西方外交屡屡碰壁，被迫在东方寻找“慰藉”，即通过1922年4 月的拉巴洛条约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
    然而，1923年1月鲁尔危机发生后， 国际局势很快出现了有利于德国的重要转折。美国趁鲁尔危机重返欧洲，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西方最大的债权国地位，插手德国赔款问题，开始积极干预欧洲事务。法国悍然出兵占领鲁尔，不仅使本国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在政治和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之间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英国便联合美国以共同压制法国。尤其是，英美开始真正有效地贯彻其扶德政策；法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很快寻求对德和解，采取了拉拢德国的方针。可见，鲁尔危机发生后的国际局势对德国日益有利。而恰好在鲁尔危机高潮中开始执掌德国外交的施特莱斯曼，紧紧抓住这种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西方战胜国对德政策的变化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断达到德国在西方的各种外交目标。
    首先，施特莱斯曼利用英美的扶德政策，及时宣布结束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为客观上符合德国利益的道威斯赔款计划的产生铺平了道路。道威斯计划旨在帮助德国稳定通货和恢复经济，主要体现了英美的意志和利益，也是它们共同压制法国的结果，很快被通过并付诸实施。德国从中收益巨大，减轻了赔款负担，缓和了与协约国的矛盾；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从此起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为德国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接受道威斯计划后，施特莱斯曼又看到：英国基于均势政策，愿意德法保持平衡；美国为了保证投资安全及收回战债，也希望德法和平相处；而法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则想进一步改善对德关系。因此，他于1925年初即向西方战胜国提出了缔结“莱茵安全公约”的建议，以图进一步改善德国地位。在围绕莱茵公约的谈判中，施特莱斯曼利用英美压制法国，迫使法国同意德国提出的公约仅保证德国西部边界、而不保证德国东部边界的要求。英国当时一再表示只愿意保证德国西部边界。美国总统柯立芝也先后两次宣布支持保证德国西部边界的主张。④美国驻英大使霍顿还曾威胁法国，凡是拒绝签署莱茵公约的政府，美国将不予贷款。⑤此外，施特莱斯曼更利用英美法对“德苏联盟”的恐惧和出于拉德反苏的需要，通过不断加强德苏关系乃至签订两国经济和友好中立条约来刺激西方，迫使它们尤其法国在通过莱茵公约的洛迦诺会议上一再作出让步，从而使德国的种种要求一一获得满足。⑥尤其是，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改变了战败国地位，而成为与英法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1929年，施特莱斯曼又利用英美的积极支持，通过接受扬格赔款计划，使德国进一步减轻了赔款负担，彻底摆脱了西方战胜国的财政经济监督，并较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提前5年收复了整个莱茵地区。
    再次，施特莱斯曼在对西方外交中还充分利用了法国的对德政策。从20年代中期起，法国为了拉拢德国以抗衡英美，一再主动表示愿与德国合作，甚至为此愿意让德国“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修正边界”，⑦以及牺牲法国与波兰的同盟关系。在洛迦诺会议上，法国外长白里安曾对施特莱斯曼提到，为了抵制美国资本的压迫和掠夺，欧洲大国之间的联合是必要的：“一旦法德两国达成和解，波兰人便显得不很重要了”。⑧而施特莱斯曼则充分利用法国与德国合作的迫切愿望，来加强德国自身在外交上对英美的独立性，尤其力图背着英美独立解决对法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加快实现各种外交目标。对于这一点，施特莱斯曼与法国外长白里安于1926年9月举行的图瓦里会谈便是最好的印证。⑨
    除了西方的国际背景对德国极为有利外，东方的局势也是如此。东方的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当然最重视利用战败德国与西方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一战结束后，苏俄就尽力接近和拉拢德国，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便是其对德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应看到，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以前苏联对德政策一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外交上积极争取德国；另一方面又十分希望并力促德国爆发革命，推动整个世界革命。以致德国曾一度抱怨，“德苏关系从盛夏般的友谊降到了1923年秋的‘低点’”。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