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较为有利的国内外背景和条件下，施特莱斯曼本人以其丰富的阅历、现实的眼光、献身的精神和过人的胆略，为德国外交取得成功作出了巨大努力。
    1878年施特莱斯曼出生在柏林一个小旅馆主的家庭。从小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在大学里，除文史外又攻读哲学和经济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才28岁即被选为德意志帝国议会最年轻的议员，并以擅长经贸而闻名。1917年他担任代表中等工商业利益的民族自由党主席。1919年11月革命后，他将该党改为人民党，次年出任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丰富的阅历无疑为其以后执掌外交并取得成功打下良好基础。他在外交实践中，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利益的联系”，运用经济手段来推动外交。（13）他还善于吸取往日的经验教训，正视现实，应时而变。一战前，他坚定地信仰君主制，有着狭隘的民族意识。一战中，他竭力支持德意志帝国的侵略并吞政策。德国战败后，他也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不过，面对德意志帝国失败的严峻现实，为了复兴德国，他迅速放弃了以往的政治主张，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并力主实施和平与和解外交，成了一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卓有成效的现实外交便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施特莱斯曼尤富于献身精神。1923年8 月在德国政治经济濒临崩溃之际，施特莱斯曼挺身而出受命组阁并兼任外长。为了挽救国内危机及打开外交局面，他于9月26日毅然宣布结束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为此，他一度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人民党中有人激烈反对他，民族党人等更公开咒骂他为“祖国叛徒”，一些极端势力还企图谋害他。但是，施特莱斯曼毫无畏惧，并在一次国会上说道：“由自己负责任地承担结束消极抵抗的勇气，或许比那些用来反对这一举动的空话更具有民族性。我自己清楚知道……我或许不止是拿自己在人民党内的政治地位作冒险，确实也是拿自己的生命作冒险。但是在德意志人民中我们缺少什么？缺少的正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14）以后他更是为复兴德国的外交事业竭尽心血，乃至“终于积劳致死”。1929年8月， 在讨论杨格计划的海牙会议上，他在与法国代表就莱茵撤军的方式等问题发生争执时，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9月，他又抱病出现在国联会议上并发表重要演说， 提出了各国裁军和保护少数民族等问题。就在他去世前一天，听说因人民党反对由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有关提高失业保险金的政府法令，可能使政府的大联合即“他的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后盾”面临垮台的威胁时，他“赶快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去出席他的党的议会党团会议，经过艰苦的努力，说服他们至少弃权。”（15）第二天，他即因心脏病再度发作而溘然逝世。
    施特莱斯曼在其整个外交特别是后期活动中，排除各种诱惑、干扰，始终坚持他的外交战略尤其东方政策的一贯性，充分地表现了坚韧的意志和过人的胆略，这突出地反映在1927年对待英苏冲突的问题上。当时，英国以同意修改凡尔赛和约及使波兰交还但泽走廊地区等种种许诺来引诱和拉拢德国反苏，而这时由于德国的地位已大大改善，经济实力已明显增强，国内各党派在对苏方针上也出现了动摇甚至较强烈的反苏倾向。许多民族党人主张，只要西方战胜国满足德国取消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的要求，保证德国在外交上行动自由，德国就加入西方反苏阵营。连一直支持施特莱斯曼外交的中央党的一些领袖们这时也产生怀疑，“是否会因为坚持拉巴洛政策而错过了与西方国家政治上的联合”。（16）社会民主党右翼则将英苏冲突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苏联，并允许居住德国的孟什维克流亡者在社会民主党主办的“前进报”上发泄反苏情绪。甚至德国外交部的一些重要官员，如国务秘书舒伯特、东方司司长瓦尔罗特及东方司下属的俄国部首脑哈恩等，尽管不主张完全放弃对苏外交关系，但都以苏联当时经济形势“暗淡”，以及它在与英冲突中能否“最终坚持住”为由，对继续维持与苏合作持消极态度。他们还认为德国在英苏冲突中很难保持中立，主张德国至少应充当调解人，并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接受德国的调解及对英国作出妥协。然而，施特莱斯曼并未被英国的许诺所打动，也丝毫未受国内各种消极主张的干扰，在整个英苏冲突期间拒绝追随英国反苏而严守中立，并且以后也一直维持了与苏合作的东方政策。
    当然，施特莱斯曼在其外交活动中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极善于灵活运用策略手段和把握时机。例如，他在与西方战胜国的谈判交涉中，始终将鲁尔及莱茵撤军问题与各种国际协定联系起来，并坚持把撤军问题作为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及杨格计划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德国及时收复了鲁尔和提前收复整个莱茵区。1924年秋，为了使德国尽快返回西方阵营，他积极主动地向西方战胜国提出莱茵公约建议和要求加入国联。而对德苏经济谈判，特别是与苏联缔结政治条约的建议则予以应付拖延。但从1925年5月起，为了加强德国在对西方谈判中的地位， 并刺激西方以迫使它们对德作出让步，他又逐步地推进对苏谈判。而且，他巧妙选择时机，恰好在同年10月洛迦诺会议召开期间与苏签订了经济条约。由于在1926年3月的国联日内瓦会议上德国正式加入国联暂时受阻，4 月他便与苏联缔结了友好中立条约，即又一次对西方打了“俄国牌”，9月德国遂被接受加入国联。此外，从施特莱斯曼的外交战略角度看，与莱茵公约排除新的“英法协约”相呼应，德苏中立条约排除了“法俄在德国背后联合”的可能，（17）使德国在东西两方都排除了“风险”和保证了安全。可见，施特莱斯曼的东西方外交政策几乎“天衣无缝”地结合与协调起来，并都取得了重大成功。
    综上所述，施特莱斯曼为战败德国的重新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也因此被奉为魏玛德国最杰出的外交家，以至成为“现代德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受到德国人民一直爱戴的人物之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