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德国汉堡起义失败后，苏联则放弃了促成德国革命的目标，并且随着西方加紧扶植和拉拢德国，也在拉巴洛条约的基础上，日益倾力于从外交上进一步争取德国，阻止德国被西方拉入反苏阵营和加强苏联自身对西方战胜国的抗衡地位。同时，苏联还希望通过与德多方合作，利用德国先进的大工业技术、机器设备和军事技术等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建设。总之，对苏联来说，“德国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占有关键地位”，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11）因此，从1924年起苏联更积极地展开对德外交。
    无疑，苏联对德政策的变化对德国十分有利。施特莱斯曼尽管对东方外交置于次要地位，不过在主要致力于对西方外交、使德国尽早返回西方阵营的同时，也充分利用苏联的对德方针，始终注意维持和不断加强对苏合作，以满足德国自身利益需要。1924年，施特莱斯曼同意恢复曾一度中断的德苏经济谈判，并及时和妥善处理了柏林警察冲击苏联商务代办处事件。当苏联主动向德国提出缔结政治条约的建议后，施特莱斯曼根据德国对西方外交的进展和需要，于1925年和1926年与苏联先后达成了意义重大的经济条约和友好中立条约，使两国关系获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对苏联来说基本实现了对德外交目标，而德国由此也获益非浅。在经济上，使德国对苏贸易较西方其他大国处于优势，从而有助于解决随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而显得日益突出的原料及市场问题。在政治外交上，使德国加强了对西方的抗衡地位，可以充分利用“俄国牌”来实现其既定目标。
    综上所述，自1923年的鲁尔危机发生后，战败德国日益成为西方各战胜大国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英美法苏等东西方大国，尽管各自的目的不同和利益有异，但客观上都竞相一致地采取了支持扶植或争取拉拢德国的政策。这无疑为施特莱斯曼外交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从而不断地获取重大成功。
    二
    德国国内政局相对安定，施特莱斯曼外交得到德国上下较为广泛的支持，是其外交取得成功的又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在施特莱斯曼执掌外交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魏玛德国内阁交替频繁， 尤其自1925年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担任总统起德国在政治上也日益向右摆。不过，与1923年以前德国持续5年的混乱动荡以及1929 年经济大危机发生后几届政府都依靠“紧急条例”维持统治的状况相比较，这一时期德国议会民主制统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也相对缓和。
    在施特莱斯曼执掌外交时期德国先后存在的七届内阁中，除了两届有右翼民族党人参加和一届由社会民主党人主持外，大多由属于中间派的民主党、人民党及中央党组成的资产阶级联盟执政。它们大体上代表了德国轻工业、加工与输出工业、大商业及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意见比较一致，并基本上获得了议会中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此外，随着1923年币制改革的成功，尤其不久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及西方资本的大量流入，德国通货膨账得到遏止，马克稳定，预算平衡，国民经济“重新欣欣向荣”，失业人数不断下降，至1928年“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65万人”，工人实际工资收入也有所增长。德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处境都得到一定改善。因而在20年代中后期，德国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工人罢工也大为减少。1923年参加罢工人数为150多万，到1927年降为23万，1929年更降至10多万。还应看到，随着德国经济及人民生活的好转，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的希特勒纳粹党也很快在社会各阶层中失去了市场，“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直至经济大危机爆发前，纳粹党未对魏玛民主制构成严重威胁。这些都为施特莱斯曼外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内政治后盾”。
    不仅如此，施特莱斯曼外交还获得德国朝野的广泛支持。虽然德国统治集团在如何实施外交策略上有着分歧。人民党等主要执政党主张采取和平与和解政策，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凡尔赛和约，积极与西方战胜国和解，同时与苏联保持合作。主要代表德国重工业、军事工业及大地主利益的民族党主张对西方战胜国采取强硬政策，公开要求抵制凡尔赛和约与赔款计划的实施。而国防军首脑赛克特和德国驻苏大使兰曹等人认为，德国唯有通过“与大俄国坚固的结合才能重返大国地位”。（12）外交部国务秘书舒伯特等人又力主德国外交应完全倒向西方。不过，在挣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和恢复德国往日地位权益的根本目标上；在保持德国外交独立，避免成为西方的“反苏工具”及利用“俄国牌”来抗衡西方等主要外交方针上，德国各党派集团则完全一致。在此尤须指出，即使表面上竭力主张对西方强硬的民族党，其真正目的仅在于煽动国内民族情绪，以迫使西方战胜国在各方面作出更多让步，以及不愿让德国“长期套在西方大国的车上”乃至成为依附它们的二等国，但根本上它并不反对德国返回西方阵营。对此，民族党人对待道威斯计划的态度便是最好印证。尽管他们在宣传中把该计划当作“第二个凡尔赛和约”予以反对，但在1924年8月29日议会举行的决定性投票中却投了很多赞成票，使该计划获得顺利通过。
    至于德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当然坚决要求与苏联友好合作。不过，在20年代中后期，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工人群众对本国与西方战胜国的和解也寄予希望，欢迎德国与西方达成的所有条约协定，并称之为“和平事业”。此外，德国中等阶层也迫切希望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从而能不断改善自身的处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施特莱期曼实施的独立的和平、和解及东西方两面外交，既集中体现了德国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德国各党派集团及各阶层人们的不同要求，因而基本上得到了德国上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