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有世界史学科，严格说来是在1949年以后。这么重要的一个学科到如此晚的时间才出现，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近代大大落后了。一个国家在它强盛和发展的时期，总能关注它以外的世界（在古代是它当时所知的世界），并具有一种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雄伟气魄。及至式微时，便闭关自守，害怕与外界接触，因而对世界形势和外国事务茫无所知。鲁迅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①。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以后，明清两朝实行闭关政策，虚骄地以天朝自居，拒绝与外国通商往来，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患了“神经衰弱过敏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以耄耋之年撰写《世界史》时，清朝的士大夫和知识界竟有人不相信世界上在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国家。光绪甲午年（1894）上海顺成书局所石印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中，有陈兆桐所绘的《万国舆图》一卷，一位叫袁祖志的人在序言中写道：“余初闻地球之说而疑之，及……历游泰西各国，……始叹西人之不我欺也。”②袁祖志这种水平的人，在当时比比皆是。连“地球之说”都不相信，又如何能够建立起一门以研究世界的历史为对象的学科呢？
    一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新式的学校日益兴起，外国史也随之列入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计划。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似可称为世界史学科的萌芽时期。在这三四十年期间，我国实际只有外国史（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未能建立起来呢？原因很多，但根本的一点恐怕还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时各学校的主持人也就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即使个别人具有这样的抱负，也是无济于事，不能影响全局的。况且，当时知识界上层普遍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效法的榜样，西洋史自然便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萌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设课，在中国史之外，主要是西洋通史、西洋断代史和欧美国家的国别史或专题史，如英国史、美国史、法国革命史等。只有少数学校的设课超出了西洋史的范围，如燕京大学的翁独健讲过亚洲史；清华大学的周一良讲过日本史；中央大学的沈刚伯讲过印度史。似乎没有一所学校开过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或国别史。在任何一个历史系中，外国史课程的门数都少于中国史，专教外国史的教师更是寥寥无几。但是，就一所大学来说，外国史知识还是有相当普及程度的，因为西洋通史是历史系的必修课，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学生选修这门课程者亦大有人在，甚至理工学院的学生也有选修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著名大学的西洋史课程，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是相当高的。例如，1948年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文化史时，就让学生讨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的节本③，而这个节本是在两年前刚刚出版的。中等学校都设有外国史课程，而且是初高中各讲一遍，每周约三学时。所以，那时中学生的外国史知识还是不少的。
    与教学相比，科学研究的成绩要逊色得多。由于旧中国无力购买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即使外国著名史学家的权威著作也买得很少（个别学校多一些，如清华、燕京、北大），学者们无法从原始材料入手，写出精深的著作。因此，有些学者在国外读书时本来是专门研究外国史的，回国后只得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史，如雷海宗④；或者根据革命的需要，全力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陈翰笙⑤。还有一些学者，如刘崇鋐、孔繁霱、沈刚伯，他们毕生坚守外国史的教学岗位，西洋史修养很深，但由于治学严谨，不愿在缺乏第一手史料的情况下轻易下笔，故一生中基本上是“述而不作”⑥。
    在萌芽时期，我国也出版了不少外国史方面的书籍，主要是教材和通俗性的读物。它们虽然不是精深的学术著作，但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后来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故仍应给以适当的肯定。
    在大学教材方面，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最值得注意。他强调“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主张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重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反对把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观点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⑦。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从18世纪末讲到20世纪30年代，叙述甚有条理，在当时的大学教材中堪称佳作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王先生为撰写这部教材，参阅了数百种西文著作，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足资后学取法的。此外，在专门史方面还有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张忠绂的《欧洲外交史》等，也都是供大学文法学院使用的教材。
    在中学教材方面，陈衡哲的《西洋史》、何炳松的《外国史》和杨人楩的《高中外国史》，最有代表性。陈著《西洋史》，以“‘文化的欧洲’及纯粹欧化的美洲为限”⑨。杨著名为《外国史》，但以欧洲为中心。作者说：“在外国史中，当然要以欧洲为中心……因为欧洲不特占的地位多，而且它的变化也较重要。”⑩唯何著在写到中古史时，专设两章讲印度和南洋、朝鲜和日本，因作者认为：“中古时代的世界实在是亚洲文化的极盛时代，和欧洲的混乱情形刚刚成了一个反比例”，故特予表彰，可谓有识（11）。以上三书均出自名家手笔，他们不因中学教材是普及读物而不肯撰写，这种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并应继承发扬的。
    这一时期的专著很少。纯粹讲外国史的，张忠绂的《英日同盟》可算是一部学术著作（12）。在工具书方面、田农的《西洋史表解》参考中外书籍90余种编成，颇见功力。陈援庵特作序予以介绍（13）。
    总之，在萌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外国史学科，外国史的知识在大学和中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科学研究则尚处于准备阶段。但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著作方面，都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史的人很少。张铁生的《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成的普及性读物（14）。柯伯年的《美国手册》，其中第二章讲美国历史，但只有二十几页，十分简单（15）。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把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史上面，外国史的系统研究尚未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