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打基础时期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科研的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不算庞大，但已有相当数量，其中骨干力量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支队伍必将更加壮大。熟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并精通数门外语的世界史人才，将不断涌现出来。
    最后，在第一、二时期，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吸取这些经验，世界史学科在第三时期将会更加顺利地发展起来。概括说来，第一、二时期的基本经验似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解放前，我国学者基本上照搬西方史学界的东西。解放后最初10年学习苏联史学，虽有一定成绩，但过于相信他们那一套，颇有点“言必称苏联”的味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上述两种情况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应引以为戒。学术研究，贵有新意，“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出息的。从1978年至今，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独立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不大，但路子是对的，今后应当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即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掌握材料无论如何也不如对方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这种看法，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皮相之见。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它们掌握的材料总不如对方多。即使像日本、美国这样的中文藏书很多的国家，它们在某些研究领域的中文图书可能与我国相当，甚至有一些我国所无的珍本、孤本，但就总量而言，还是不如中国。但这并没有使外国史学家在中国历史的大门前望而却步。不仅如此，他们还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东西，这是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往往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一些本国人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事物，异国人一眼便能看出它们的特征。本着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当然不能太少，但也不必一定与外国人一样多），就能写出对外国人也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著作。关键在于我们的史识如何。而高明的见解不是光有材料就能具有的，还要靠正确理论的指导和得当方法的运用。在这两个方面，每一个国家的史学家都可以大显其能，进行学术上的竞赛。
    第二，要进一步大力普及世界史知识。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在普及世界史知识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距时代的需要还远远不够。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必将日益频繁和密切。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如果对外国的事物茫然无知，或知之甚少，那是无法自立生存的。对外国的了解深浅如何，可以作为测验某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迄今为止，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对外国当前政治经济情况略具知识者，可以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外国历史知识了。我们必须在普及工作方面继续下大功夫，引起广大人民对世界史的兴趣，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确实认识到世界史知识对于一个现代公民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一大批世界史的爱好者，再从这批爱好者当中涌现出一支支世界史的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队伍壮大了，人才多了，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才能出现。这样讲，决不是说普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打基础。普及工作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且撰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但亦非人人可办，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
    第三，要重视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6）他并以敦煌文书的发现为例，说明敦煌学成了“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今天，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保管、整理与出版。政府文件的保密期限趋于缩短，一般为30年，30年以上者解密，可供查阅。私家档案亦有供人使用者，如张伯伦家族的档案存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各国学者已有不少人予以利用。各国专家还投入了整理和出版档案文书的工作，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集都已大量出版，并仍在继续编纂和出版之中。苏联解体前，档案对外国学者封锁，据有关报道，现在已允许外人阅览，甚至可以购买了。这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选好题目，充分利用各国已解密的档案和已出版的史料汇编，定能产生新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我国历史学工作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近几十年里，在西方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兴起了许多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当年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由于传入中国不久，对中国来说可称新理论），利用出土不久的甲骨文材料，使用王国维首创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了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个把新理论、新材料和新方法三者结合利用的成功范例，值得后人很好地学习。我们希望，在第三时期，我国世界史学界也将产生一批像郭沫若那样善于利用新理论、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史学家。
    第四，研究世界史的人，要懂得中国史。这样要求，有两个理由。其一，我们研究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洋为中用”，吸取外国历史的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不懂得中国史，就做不到这一点。其二，既懂得外国史，又懂得中国史，中西对比，眼界自然开阔，能有新视野，看出新问题。陈寅恪、郭沫若等，都是因为中西学问具有深厚功底，才能成为一代大师。近些年史学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即研究中国史的人不问外国史，研究外国史的人不问中国史。各占一块地盘，“互不侵犯”。一些专家的知识面相当窄，也不愿扩大知识面，甚至把通才讥为杂家。这种倾向如果不认真扭转过来，要产生新一代的郭沫若、陈寅恪，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要下苦功夫，不要求速成。在第一、二时期，世界史学界之所以未能产生一批巨著的一个原因，就是学者们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入的钻研。过去，急就章和应时当令的作品确实多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当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几个人看。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7）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我国的政治局面将会更加稳定，世界史工作者从而也就可以从容地坐下来，像恩格斯要求的那样进行长年的冷静钻研。到那时，一群新星将在东方升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定将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