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这首先是因为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的统治者那样只把眼睛盯着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第二，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国仿行原苏联的教学计划，各大学都以世界史取代了西洋史。或前或后，中学也设立了世界史课程。原苏联是重视世界史的，因为它早年志在世界革命；后来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政治上也要扩大自己的影响，故注视世界乃势所必然。第三，我国学者对世界史学科做了许多研究，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看法。从1949年到今天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可称做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定基础的时期。在40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1978年至今的十几年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第一，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大大充实，各种组织纷纷建立。与解放前不同，现在各大专院校的历史系都有了专门的世界史教研室和主讲世界史的教师，他们平均约占全系教师总数的40％左右。少数大学的历史系还设有世界史专业。世界史这门学科已经不再是中国史的“附庸”，而是“蔚为大国”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新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央有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一些以研究现状为主但也兼顾历史的研究所，如美国所、日本所、南亚所等等。地方上一些大学也设有世界史研究所或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室。此外，还成立了14个有关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它们在组织和开展学术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少数省市，如湖北省和上海市，设有专门的世界史学会。
    第二，在教学方面，各大专院校历史系的世界史课程的门数和种类都比1949年以前大大增加了。世界通史分做四大段：古代、中古、近代、现代， 各讲一年。1978年以后，改为三大段：古代史讲一年，近代和现代的授课时间不变。不少学校还单独开设了当代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讲到今天。一些重要国家的国别史，如原苏联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史，都已设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也有人讲授了，而这些地区在解放前各校的西洋史课程中不过作为殖民的对象才被提到而已。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培养研究生的制度。世界史学科终于有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结束了解放前外国史高级人才都来自外国留学生的局面。到1990年为止，世界史学科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点共20个，导师29人；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点共60个，已培养出一批历史学硕士和博士。这是一支生力军，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已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在中学，世界史也取代了西洋史，授课时间在本世纪50年代为初高中各讲一遍，本世纪60年代压缩学时改为一遍，目前学制是初中设世界通史课，高中设世界近现代史课，对普及世界史知识是相当重视的。
    第三，在科学研究方面，第二时期的成绩是巨大的。与第一时期相比，不仅数量大大增加，甚至可以说发生了质变。1978年以后，世界史学科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杂志，如《世界历史》（1978—）、《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1993）、《外国史知识》（1981—1986）。各个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会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了会刊或通讯。某些综合性的杂志如《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以及各大学的学报都经常刊载世界史的文章。
    在世界通史方面，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于1962年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书的现代部分未能写成，并且该书在体系上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原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的影响。1978年以后，我国学者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世界史体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吴于廑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他认为：世界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16）。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17），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18）。简言之，世界史所要探索和说明的主题应当是：“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19）。吴于廑根据他上述的认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这一概括性很强的总条目，此外还连续写了4 篇互相关联的重要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20）。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吴于廑和齐世荣共同主编新的六卷本《世界史》，现已出版《近代史》编两卷（21）。《近代史》编体现了我国学者的独立研究成果。例如，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而不像原苏联著作那样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不再把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上升阶段和开始没落阶段，并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予以叙述，并对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落后的原因作了扼要的分析，等等。断代史方面，也出版了大量教材，其中一些是以长期研究为基础写成的，例如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第二时期，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国别史、区域史和专题史。国别史方面，不仅像原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样的重要大国都已有专书出版，就连解放前后极少有人研究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历史也陆续问世了（22）。原苏联史方面的著作很多，以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克明和金挥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较为重要。它们都是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参照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得失写成的，不是“苏（苏联学者）云亦云”之作。美国史以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篇幅最大，时有新意，现已出版两卷，即丁则民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刘绪贻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绍湘的具有开拓性价值的《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1953年版），经修订后改名《美国通史简编》，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丁建弘和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都是他们多年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虽系简编，但在内容的安排、材料取舍以及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上，亦颇费心力，具有中国的特色。
    在区域史方面，我们迈出了从无到有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非洲史方面，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开山之作。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编写组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陆庭恩和艾周昌编著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拉丁美洲史则以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较为系统。亚洲史方面的成果最多，通史有王辑五的《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断代史有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何肇发的《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等。此外，还有彭树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区域史虽多系草创之作，但开拓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