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权力的表征
    国王在巴黎各处进行建筑，而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则是为了使国王的辉煌和神圣形象能够体现在城内各处，从而使臣民处处可见。
    西岱岛王宫在这时期逐渐摆脱了原先的居住功能，转变成为王家办公场所和王权象征性建筑。这里是最早的王室驻地，位于岛屿的最西端，圣路易在13世纪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主要是建造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在圣礼拜堂的北边建有两层楼的建筑，用于存放档案、图书和印玺，王室公文都是从这里发出。因此，掌玺大臣公署是与圣礼拜堂密切相连的。(20)为了使圣礼拜堂与国王住的地方连起来，圣路易在此修建了长廊(galerie au Merciers)。在圣礼拜堂的南边还有僧侣群体所住的地方，专门为王室服务。腓力四世在14世纪初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他将行政和司法中心设在了西岱岛王宫，巩固了巴黎作为王国权力中心的地位。到14世纪中叶，约翰二世放弃了传统的流动居住习惯，成为首位长期居住在西岱岛王宫的国王，查理五世延续了这种做法，并使西岱岛王宫成为权力场所。
    西岱岛王宫的大客厅(Grand Salle)无论是在大小还是在辉煌程度上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王宫。大客厅占地935平方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客厅。由拱廊分成两处空间，墙上和中央的柱子上排列着历代国王的雕像，象征着瓦卢瓦王朝所继承的权力的合法性，尤其是1337年起面临爱德华三世的挑战时，这种合法性的诉求对瓦卢瓦朝国王而言变得极其重要。大客厅用于王国最重要的公共集会，如庆祝法国国王加冕，接待外宾和举行国宴。这里能够容纳千数人宴饮。除了宴会，这里还起到司法职能。由于失去了居住功能，因而法国国王一般只会白天来这里。(21)大法院(Grande cour)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公共空间，这里往往用于宣布重要信息，由执达员在这里公布审判情况。这里还有其他三个房间，东边是刑事书记室、讯问室，西边是大法庭(Grande chambre)，即上诉法庭，门前有两个塔楼。由此，王宫的北边一部分构成了司法场所。(22)国王与王国行政部门逐渐分离，即使国王不在宫殿时，司法部门也正常办公，在14世纪后半叶这种情况变得愈加明显。(23)西岱岛王宫还逐渐承担了财政职能，正对着圣礼拜堂大门设有审计处，建于14世纪初腓力四世时，主要负责王室支出的审计，审计处旁边是铸币处，在圣礼拜堂的东边，靠着宫外大路的是国库(chambre du Tresor)。由此可见，西岱岛王宫的一部分已经从王宫转化成为行政部门，担负司法、财务等职能，同其他部分放到一起来看，这座王宫的象征性意义已经超过了其实用性的居住意义，也成为王权的象征。
    国王在这时期帮助建造了不少教俗建筑物，并将其与王室权威紧密联系起来。查理五世沿腓力二世城墙外修建了一系列主要建筑，东边邻近圣保尔宫的是塞莱斯定(Celestins)修道院，由查理五世建于1365年，是除了圣德尼之外皇室和皇亲的最重要的墓葬地。沿逆时针分别是圣殿、升马丁修道院、弗兰德尔宫、卢浮宫、圣奥诺雷街上的济贫院，这些都是国王投资兴建并反映王室权威的建筑物。
    13世纪圣路易和腓力四世在位时，就比较注重将国王和王室成员雕像摆在公众场所，如巴黎圣母院正立面、道路旁的纪念性建筑、西岱岛王宫正门处，都设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到14世纪下半叶查理五世时，统治者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巴黎的城市空间中。在卢浮宫的入口、吊桥处、面向塞纳河的南门处都有国王夫妇的雕像。在圣保尔宫，万塞纳城堡以及巴士底，都有国王和王后以及王子的雕像。查理五世致力于打造一个虔诚国王的形象，在一些教堂中也有所反映，如塞莱斯定修道院教堂刻有国王夫妇雕像。(24)
    如果说国王雕像是静止的宣传，那么进城、落葬等仪式(25)就是动态的宣传，将国王的形象、权威传播给他的臣民，以加强对君主的情感。从14世纪开始，城市欢迎君主的公共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国王与臣民“对话的场所”，还起到增强城市共同体意识以及君主国民族国家情感的作用。(26)瓦卢瓦朝国王在兰斯加冕或战役之后，往往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进入巴黎城市，这颇有些类似古罗马时代的凯旋式。14世纪的国王从约翰二世、查理五世到查理六世都是如此。国王的队伍从圣德尼大门前开始，往往会经过圣德尼修道院的王室墓地，沿着圣德尼大街朝南向着夏特莱前进，经过圣母桥和大桥，直到西岱岛上的王宫和大教堂。行进沿途还有表演，各个停驻点都有表演，如三一(Trinite)教堂前表演耶稣受难，圣墓教堂前表演复活，等等。(27)国王的进程仪式充满表演，需要精心安排，以此凸显出王权的神圣性。通过进城仪式，强化了国王对城市的庇护者角色，对城市自由和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城市表现出对国王的尊重和服从，这种互惠的仪式成为加强王权神圣性的重要途径。为了表现对国王的尊重，教会和大学的代表也会到城门外迎接。这一仪式甚至还成为此后通用的方式。英国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五世和六世在法国统治时，也遵循了这一传统。1437年，查理七世取代英国国王统治后的进城仪式也是与以往一样。他们都是为了使获得的瓦卢瓦王朝的权威得到合法化。(28)进城仪式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也是如此，14世纪国王进城时，往往是主教和市政权威主持欢迎仪式，儿童也加入进来，摇动枝条，在仪式的表演中也有犹太人扮演亲吻国王的角色。这些都是为了给人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印象，以此增强国王的神圣性。(29)
    国王将自己的形象神圣化，以体现国王的无所不能。这在中世纪时期比较多见，卡佩王朝时期就有通过国王触摸麻风病人使其痊愈的神迹，表现王权的神圣和强大。这甚至还成为中世纪的“政治神学”，国王的身体分为自然和政治两种属性，后一种属性缔造出神圣符号和象征意义，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即使国王本人死亡了，他的政治属性也将继续存在，以确保君主制的延续。(30)到瓦卢瓦王朝，使王权神圣化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静态的建筑、雕塑，动态的仪式，乃至城市规划，都成为表征权力的重要手段。
    瓦卢瓦王朝的城市建设也体现了缔造神圣性的需要，尤其是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城市改造。这时期的城市规划受到古希腊古典哲学和思想的影响很大，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佚失了近千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55到1278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将近一半是从阿拉伯语转译的。(31)查理五世从1369年起资助主教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1320-1382)将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作品从拉丁语翻译成法语，尤其是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统治就是通过好的管理达到城市和社会的福祉，查理五世则利用城市建设的艺术来努力接近这一标准。
    查理五世在巴黎的建设就是遵循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市的描述，即扩大城市面积以增加城市人口，建造防卫性城墙和堡垒，设置喷泉以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等等。万塞讷城堡的建造也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类型，从位置布局、防御设施，以及卫城、城堡主塔、广场等都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万塞讷城堡的规划也受到希腊城市规划的影响，尤其是借鉴了公元前5世纪规划建筑师希波丹姆的思想，如万塞讷城堡的规划就呈棋盘状，街道以90度角垂直交，采用了希波丹姆式城市的四边形，如此就通过城市的秩序反映出政治的秩序。自动报时的时钟是14世纪的新生物，查理五世对这一新事物非常感兴趣，他特意从德国请来专门技师为巴黎建造一个时钟，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在西岱岛王宫的外墙上挂起一个公共时钟。对标准时间的控制也是国王权力的表现，通过对城市时间的主宰和控制，时钟确定市场和宵禁的时间，也可以使国王掌控公共秩序，从而起到调整社会秩序、维护公共治安、消弭城市动荡的作用。(32)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家看来，秩序意味着好的管理，而通过时间可以对秩序起到很好的调整作用。时钟面朝东北巴黎市政厅的方向，市政厅的官员们都可以看到钟楼，并能听到报时声，时钟对市民和管理者都起到警醒作用，提醒后者进行好的管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通过这种方式被实践，节制、公正、智慧等各种德性被通过时钟传播开来。
    14世纪末万塞讷城堡建造之时，也正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被翻译成法语的时候。(33)查理五世致力于协调地上和天上之城，以产生好的管理，万塞讷城堡正是这样一个象征，也正好契合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对于理想城市的描述。通过一个理性和精神之城可以对信仰与理性进行协调，这受到中世纪末期政治乌托邦的引导。(34)
    瓦卢瓦朝国王借助古代政治观念的复兴，资助和推动王权在城市中的表达，尤其是在内忧外患时期，城市成为巩固权力的关键场所，君主的形象和权力在这里被抬高，合法性也通过城市空间被确认。这些现象在欧洲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潮流，中世纪晚期的首都成为君主们全力建设的场所。首都城市的伟大与否不再仅仅依赖于规模和居民人数，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城墙、宫殿、教堂、大学等建筑都起到了相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