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梭伦时期初创，公元前594年发生的梭伦改革，将雅典引上了民主政治的轨道；公元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 则确立并巩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中继续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伯里克利执政时代发展到了顶峰。为何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能得到充分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我认为这和以下的几方面要素分不开。
    一、希波战争后雅典经济的发展，构成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繁荣的物质基础
    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首先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与古东方所实行的君主独裁相比，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应的经济基础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经济类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由于古代东方国家在进入阶级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下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业阶级力量十分弱小，他们与氏族贵族的斗争几乎看不见，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容易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它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②是大多数古代东方国家走上集权制的因素。然而古雅典的经济与古东方大多数国家则不同，虽然雅典国家形成的时间较之于古东方文明古国要晚，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它可以从爱琴文明和亚非文明古国中吸取大量现成而又丰富的“营养”，从而在发展道路上走了捷径，生产力发展的起点比较高。在荷马时代就已出现铁器、牛耕和多种手工业生产，部族经济水平相对发达。到殖民时代，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不断地对雅典的社会经济造成冲击，使雅典逐渐形成一种向外开放的经济，即商品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雅典的市民阶级力量逐渐强大，他们联合农村的中下阶层，展开了向掌权的旧贵族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促使雅典政体不断走上民主制。
    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仅是促使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因素，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繁荣发展的原因，因为特别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也要求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A·雅德就认为：“透过雅典历史可以看出， 民主的演进是与工商业的发展相联系的。”③由此也可认为，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繁荣跟希波战争后雅典经济的繁荣分不开，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发展得特别迅速的商品经济的结果。
    经过公元前500—449年的希波战争后，希腊解除了外来威胁，城邦经济进入极盛时期，作为希腊二强之一的雅典更是如此。
    在农业中，园艺经济十分发达，葡萄、橄榄、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十分广泛，因而能生产出大量的葡萄酒，橄榄油以供出口。同时当时的雅典也是希腊世界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在制陶、造船、酿酒、榨油和建筑等业最为著名。手工业分工细密，门类繁多，以制陶业为例，制陶分为粗工和细工。粗工又分为拌土、挑水、运料、烧窖等；细工又分为塑型、制坯、绘饰、烧焙等，其中的制坯又细分门类，如瓶、碟、罐、杯等。产品质量精美，当时雅典产的“红花”瓶远近闻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希腊的手工业品和一大部分农产品，都被投放于市场，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商业也很发达，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被称为“是个最好的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④皮里优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具有转运的性质。运来这里的商品有：黑海北岸、埃及、西西里的粮食，黑海沿岸的牲畜和皮革，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木材，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等。输出的产品有：“著名的产品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陶器、金属品、织物、铝、银和大理石等等。”⑤由此可推想出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全盛时的繁盛情况。
    战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一方面造就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更多的主权，更少的干预，是民主政治生活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大量存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人数众多，经济地位比较稳定，他们反对专制独裁。要求享受相应的政治权力，是民主政治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社会力量。如果说，落后、闭塞的自然经济是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因素，那么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使雅典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并且随着希波战争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物质前提，给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繁荣打下了深厚和坚固的经济基础。
    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使雅典民主政治急剧发展
    向外开放的古雅典社会，在它发展过程中易于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同时也使它强大后易于向外发展。雅典对外扩张政策主要是实行海上霸友，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提洛同盟成了它实现海上霸权的主要工具。海外扩张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指的也主要是提洛同盟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提洛同盟又称“雅典海上同盟。”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478—404年。这个同盟最初是指包括雅典等许多希腊城邦在内的军事同盟，目的是反对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的入侵，因此对雅典民主政治影响不大。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波斯的战败和雅典军事力量的增强，提洛同盟逐渐演变为政治同盟。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五十至四十年代，它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
    首先，提洛同盟的存在，提高了第三、第四等级的地位，提高了公民的参政意识。雅典向外扩张离不开武力的支撑，而雅典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三、第四等级，尤其海军中更是以第四等级为主力。雅典从泰米斯托克列斯以来执行的海军政策，使得普通的公民，特别是第四等级的贫穷公民因在船上担任浆手或水手而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况且在希波战争中作为海军主力的第四等级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和贡献，客观上提高了第三、第四等级的地位，使得较富裕的阶层不得不把手中所掌握的部分权力，形式上或实际上分给他们。正如老寡头的《雅典政制》中所述：“首先，我认为：只有雅典的群众和贫民过得比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人更好才是正义，因为正是他们组成舰队的主力并且使国家强大起来，……鉴于这种情况，只有将所有以投票或举手方式选举的官员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发言权属于任何愿意发言者才算正义。”“其次，……正是这些普通而又贫穷的人民，这个公民中比较糟糕的部分的兴盛及数量的增长，才增进了民主。”⑥与此同时，提洛同盟存在期间不断进行以海战为主的海外战争，由于战争的频繁，使得雅典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战争的行列，雅典成了“战士共和国”，⑦战争成为了公民们生存的主要方式。在离开本土外出作战的过程中，雅典公民不断接触到其他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拓展了视野；领略到其他民族的政治态度，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从而不断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