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提洛同盟的存在,促使城邦政治任务急剧增加,给更多公民提供了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提洛同盟建立之初,由于雅典在同盟中拥有三百艘三列浆大船,因此它即拥有领导权,金库的管理和同盟舰队的指挥权都操在雅典手中。随着希波战争以希腊城邦的胜利而告终,雅典势力更是不断扩大,这种地位的加强,使得雅典城邦政府的政治任务加剧,这时城邦所处理的已不单是本城邦内部的事务,而且还要处理提洛同盟中的的事务,这些事务都是以前所没有或不占主要地位的,而现在却日显重要,主要有:同盟中其它成员与盟主雅典的关系处理,同盟国内部之间各盟国成员间的关系协调,同盟中所共有的财政状况的调整等等。城邦所面临的这些大量新任务和新要求,如果单靠原有的机关部门和政府人员是无法胜任的,而必须增设相应的政治机构和增加相应的人员,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解决出现的大量问题。如这时期作为雅典城邦三大民主机构之一的公民大会,它所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都与同盟有关,其中盟约的鉴订,新法律的制订和实施、各盟邦关系的调解、盟邦贡金的支配等等,构成了公民大会日常事务的主要部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人力和专职的机构负责准备和执行,因此许多相应的政治机构应运而设,更多的公民有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进入政治权力的分配范围,促进了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 再次,提洛同盟既为普通公民参政提供物质条件,同时也保证着雅典政体的稳定。民主政治繁荣的一个表现便是国家对公职人员实行公职津贴。伯里克利时代,为了让较多的公民有参加国家管理的实际可能,政府对国家各级人员实行“津贴制”。陪审官每日领二奥波尔(相当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执政官四奥波尔,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五奥波尔。还发“观戏津贴”,一公民每场二奥波尔。这些薪金从哪里来?在当时如果单纯依靠发展国内生产,雅典还不能完全保证,尤其是不可能比较长时期地保证全体公民,特别是作为第三、第四等级的普通公民有较优裕的物质条件来参加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因此,除了国内生产之外,提洛同盟金库的收入成为城邦为公民参加政治生活支付薪金必不可少的又一来源。因为在雅典极盛时,各加盟小国被迫纳贡,否则动辄施以武力,正是有了同盟金库的收入不断充实城邦的财政,才使它有可能改善平民的经济地位,有能力为各级公职人员支付薪金以至普通公民的“观戏津贴”,让全体公民都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此外,为了海外扩张的需要,雅典极力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向全希腊扩大。在希波战争及战后的一个时期,它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向同盟诸邦推行本城邦的民主政治,使提洛同盟诸邦,除极少数外,几乎都先后实行了类似盟主雅典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是雅典推行海外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一个外在的空间,它制约着雅政治制度的变化,要求雅典的政体必须与盟邦诸国所实行的民主政体相吻合,否则同盟诸邦就可能有背盟的倾向,雅典就会有失去对同盟实行控制的危险。 据此,由于海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提洛同盟的存在,使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断得到发展,沿着上升路线行进。 三、古老的文化传统为雅典民主政治发展铺奠了浓厚的文化背景 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同样离不开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民主政治打从产生开始,浓厚的文化传统便一直伴随着它前进的步伐,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巩固、发展和繁荣。这种影响包含两层要素。 首先,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为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精神环境。 有人说:“在希腊的舞台上,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止步不前的权威神势,没有埃及的法老,也没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父——皇帝,……在希腊,找不到和他们相似的人的足迹。”⑧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就表现在古东方文化是以宗教神学为主要特征,希腊文化是以理性精神为特征,前者为君主独裁政治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场合,后者则杜绝了君主专制政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环境,因为专制政体与希腊理性文化中所处处显现的现实性、广泛性和进取性是不相容的。 现实性:从希腊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充满着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的是现实世界城邦公民的追求、爱好、看法和思考,迷漫着神秘主义的宗教神学色彩极为淡薄。例如从作为文学主要内容之一的神话史诗以及后世的戏剧就是典型例子,希腊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极为突出。众神除了更聪慧,更健美和不死外,一切都是人的复制,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家族和社会关系,诸神只是放大的人间英雄。这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文化,使希腊人不畏强权,没有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的权威。广泛性;希腊人的文化活动极具全民化。无论是在奥林匹亚或得尔斐,无论是为雅典娜或狄奥尼索斯,举行大规模祭祀时,都要进行各种竞技、诗歌、音乐和演讲比赛,节日期间,百工歇业,官民没有任何贵贱之分,任何希腊城邦的公民均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量开展,大大有利于全民族文化,体育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平等、自由、参与和荣誉观念的扩展。进取性: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斗争中,希腊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进取态度,不墨守成规,不盲从命运的安排,凡人敢向神挑战,敢和命运较量。仍以文学为例,希腊悲剧中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英雄、凡人等不屈命运摆布,勇于抗争的主题展开。从神明普罗米修斯到英雄俄底浦斯到一般的世人美狄亚,对于命运的安排,他们都分别采取了不同方式的抗争。这种进取精神培养了希腊民族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其独立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有所提高。 饱含理性精神的希腊文化,世代相传,对于开发民智、促进民主、自由、平等、竞争精神的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雅典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吸取精神滋养的。对此卢剑波先生曾说过:这个强大的精神传统“甚至在它被动摇衰落之后,在人民心里还深深留下了既非时间也非敌意所能消灭的民主理想,而且这些关于古代的记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民主政体当中成了鼓舞人心的传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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