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20世纪南非经济持续增长、政局大体平稳，原因在于政治体制能够大体遵循社会力量变化而变动，而社会力量变化又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南非发展道路同许多亚非拉美国家都有相似之处。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宽松便利的投资环境，许多国家获得了依附性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一般都会人为压低劳动报偿以维护资本的高收益率，易于引发社会动荡，只能依靠不断做大蛋糕维持社会稳定。南非1973年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原因符合这一普遍性的发展模式，而依靠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作为控制劳动力的手段则显示出其特殊性。这一特点是由南非独特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在这种工会制度下，各人种独自组织工会，黑人工会长期得不到政府承认，白人独占技术和管理岗位，甚至处于同一岗位的白人薪酬要比黑人高数倍。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种族隔离制度[1]在工业领域的支柱，前者的兴亡伴随后者的盛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1910-1973年），掌握着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白人工人，同时具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能力，且拥有选举权，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影响，迫使白人资本家不得不与之妥协。白人工会率先得到南非政府的承认，不再举行大规模示威。黑人工会为争取政府承认，持续组织大规模示威。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工业化的阶段特点，黑人工人的反抗没有导致工会制度的变化，连同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进入盛期。然而，这种建立在排斥黑人基础之上、政府直接处于劳资冲突一线并依靠暴力镇压维持的社会稳定，终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1973年后黑人工人觉醒和经济结构转变，在第二个阶段（1973-1994年），南非黑人工会运动蓬勃发展，迫使白人当局不得不“改革”工会制度，以容纳新兴力量，南非社会进入二十余年的动荡调整时期。但此种改革的力度同崛起的黑人工人力量显然是不相称的。当黑人工人认识到自己地位的彻底改变有赖于南非政治制度的彻底颠覆之时，他们便从1980年代中期起发动了一系列政治罢工。南非政府逐渐退出劳资冲突一线，依靠跨种族协商性的工会制度来维持社会稳定。随着1994年南非政府实现和平过渡，种族隔离制度衰亡，南非劳资关系领域中的各种族都进入协商稳定阶段。这也是1994年后大规模罢工不断，却未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所在。[2]
    一、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建立与高压稳定机制确立
    1910-1973年为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建立与高压稳定机制确立阶段，以1948年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这一年包含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确立。1910年南非现代国家建立，1973年德班黑人工人罢工，昭示了南非社会动荡调整时期的来临。这个时期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从无到有，从拒绝承认所有工会和劳动者权益到承认白人工会和保证白人工人的特权地位，唯一不变的是拒绝承认黑人工会并对其采取暴力取缔的策略。政府对白人工会态度的转变促使白人工会争取权利的策略从暴力反抗走向合法斗争，不再掀起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活动。而黑人工会在工会制度的逼迫下只能以大规模罢工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在高压塑造的政局稳定之下蕴藏着严重的社会矛盾。
    白人掌握南非政权和南非工业化的阶段特点成为20世纪初南非工会制度建立的先决性因素。南非政府由英裔资本家联合当地白人（阿非利卡人）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必然优先满足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中竭力降低黑人的维权能力。自矿业发轫的南非工业化，依赖小部分的技术劳动力和大量非技术或半技术的廉价劳动力，这便决定了南非工会制度必须维持一个收入相对高的技术劳动力群体，并提供一个庞大而廉价的非技术劳动者群体。到了19世纪90年代，钻石和黄金的出口额已占南非出口总额的70.3%，到20世纪初，又跃升到80.3%。矿业收入总额取代农牧业收入总值而居国民收入的首位。[3]由于矿业生产所需资本从欧美资本市场募集需要更高利率，从欧美引入的技术人员需要更高工资，组织生产的资本家需要更高利润回报，如何尽可能地压低非技术劳动者工资以支付高利率、高工资和高利润成为南非工业化的关键性问题。
    兰德大罢工直接推动了工会制度的形成。南非白人工会早在19世纪后期便已经组织起来。1922年白人矿工发动兰德大罢工，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白人南非而战斗”的口号，以回应矿主缩减白人工人比例和降低白人工资的要求。兰德金矿的1.8万名白人工人几乎全体参与这次罢工，显示了白人工会强大的组织能力。当局调动1.8万兵力进行镇压，白人工人死182人，伤1200人，1409人接受军事审判，几名工会领导人被处以绞刑。然而，罢工所展现的力量迫使白人资本家不得不向白人工人妥协。
    妥协的结果便是政府承认白人工会，政府不仅开始保障白人工人的各项劳动权益，甚至为他们保留工作岗位。白人工会逐渐放弃发动群众运动的抗议方式，进入政府、资方和劳方构建的三方谈判体制，走上合法斗争道路。这一切都以剥夺黑人权益为代价。1924年《工业调停法案》（Industrial Conciliation Act）承认白人工会的合法地位，否认黑人有独自组织工会的权利。1926年《矿业工作法案》（Mines and Work Act）明确限定只能由白人从事的岗位，一方面技术工作岗位按肤色和种族保留，另一方面越是对岗位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业行业，越将雇员资格限制在白人范围内，以期保留半技术岗位给白人，如铁路系统工作岗位都由白人占据，这便是所谓的“文明工人政策”。结果，一个显而易见但规模相对较小、在主要产业部门工作、享有特权的城市白人工人群体被划分出来。到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确立，白人工人作为底层融入统治集团，不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政府暂时找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平衡点。
    然而，这一平衡点建立在暴力压制黑人工人劳动权益的基础上，黑人工人成为南非工会体制的牺牲品，刺激黑人工会的斗争策略只能走向激进。1919年第一个全国性跨行业的黑人工会——南非工商业职工工会（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of Africa）成立。它的成员以流动劳工为主、斗争具有城乡结合性的特征，巅峰时期拥有25万名会员。它要求政府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要求黑人平等地享有同白人一样的劳动权益。如同当时其他黑人组织一样，工会领导人主张用温和的方式争取权利。即便如此，它还是于1930年被白人政府强行解散。举行大规模罢工几乎成为黑人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唯一途径。1946年黑人大罢工的爆发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年制造业已取代矿业成为首要的经济部门，城市定居黑人人数第一次超过白人，预示了黑人工会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1946年大罢工已体现出黑人工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以约翰内斯堡附近黑人矿工组织的行业罢工为例，有21个矿（主要是对出口换汇至关重要的金矿）的73 000名矿工参与罢工，导致其中的11个矿生产完全瘫痪。矿工们平时都生活在封闭的矿山宿舍中，彼此串联组织更为艰难，他们的行业罢工更能代表黑人工会的组织水平。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要么做出重大结构性让步，要么采取极端的高压措施。南非政府选取了后者，以整个政治框架的生命为筹码，强化工会制度的压制力，甚至这种考虑成为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工会制度有四大支柱：1）不承认黑人工会的合法地位，政府部门不予注册。如此，政府便可以毫无顾忌地镇压工会活动。2）以禁止共产主义者集会的名义，禁止黑人工会集会。3）以各种借口清除不顺从的工会领导人。4）建立劳动仲裁机制，由官方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定劳资矛盾。南非政府凭借这四大支柱，接连粉碎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1年的黑人全国性大罢工。南非成为1950-1960年代非洲大陆非殖民化期间资本的避风港。
    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黑人工人力量孱弱的基础之上，二者彼此矛盾造成这种工会制度仅能暂时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才能维持各有所得的局面，即白人资本家获得高利润、白人工人获得高生活水平、黑人获得就业机会，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黑人工人数量的增长。1946-1975年间，南非经济年增长率超过7%，制造业中的雇佣人数（主要是黑人），比任何其他部门年均增长多4%，工人数量从1951年的85.5万名增长到1976年的160万名，[4]1960-1980年间制造业的黑人雇员数目翻番。[5]白人在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数的比例从1948年的34.1%降至1970年的15.5%。[6]1978年城镇黑人数量占黑人总数的57%，达1000万人以上。[7]黑人工人已成为任何政治派别无法忽视的力量。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首任总统曼德拉当时所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政治组织如果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它将在发动进攻的土地上成为无根之浮萍。”[8]另一方面，由于力量孱弱，黑人被压低的工资仅有白人同伴的18%，[9]致使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为低工资遏制了雇主技术更新的动力，限制了南非国内市场的规模。伴随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袭来，南非经济脆弱的高速发展戛然而止。此时数量增长且已觉醒的黑人工人却无法再作为转嫁危机的对象，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随着黑白人力量对比变化，以工会制度为代表的各项种族隔离制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南非社会进入动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