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瓦解与协商稳定机制建立
    1973-1994年是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瓦解与协商稳定机制建立阶段。1994年包括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南非社会启动了去种族化进程。此时期工会制度的最大变化是白人政府对黑人工会从压制到承认。黑人工会的组织能力逐步增强，将争取自身利益和黑人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萌发跨种族工会的组织观念。白人工会也接受了跨种族组织工会的理念。跨种族的产业工会成为塑造新工会乃至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南非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更由于同其他社会运动相呼应，黑人工会运动对政局稳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逼迫白人政府“改革”工会制度，而且为南非跨种族协商稳定机制奠定了基础。
    1973-1994年间南非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出现了以德班黑人罢工为开端的长期罢工潮，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开始瓦解。61，410名黑人工人参加了德班罢工，甚至比整个1960年代罢工人数都多。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署收集的数据，整个1960年代平均每年仅有2000名黑人工人罢工，[10]那十年中黑人工会的成员数量和组织领导能力都在下降。1973年德班罢工发展为有200，000名工人参加的纳塔尔大罢工，甚至扩展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由于担心矿山罢工造成南非外汇收入减少，警察再一次被授权实施血腥镇压，枪杀了12名罢工矿工。整场罢工缺乏可见的领导层，说明罢工爆发属于黑人工人迫于经济压力的自发性行为，显示出黑人工人对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镇压自此开始的罢工潮成为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根据劳工部长在议会所作的证词，从1973年1月到1974年6月，警察干预了93起争端、44起停工、374起罢工，共有905名工人被逮捕，其中的646名工人被政府起诉。[11]德班罢工昭示出的黑人工人力量，经由黑人觉醒运动的思想启蒙转化为工会组织复兴和黑人解放运动发展的力量源泉。
    为了让政府脱离劳资纠纷第一线和使黑人工会隔绝于政治运动，政府进行了半心半意的工会制度改革。政府试图通过向黑人开放半技术工种岗位，培植一部分永久定居城市的黑人，作为政权的缓冲层。1979年的《工业调解法修正案》赋予黑人工会以注册、协商与参加工业委员会系统的权利，也取消了从法令上为白人保留职业的作法。甚至在1984年取消了《通行证法》[12]。然而，政府有两点保留：一是坚持种族隔离工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表现为坚持工会按种族组织；二是限制黑人工会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的冲击力，拒绝给予流动工人结社权，将保留地和邻国的黑人工人排除于新法之外。正是由于这两个局限，黑人工会成员根本不信任政府的改革。许多黑人工会不到政府那里注册，以免政府按照提交的名单抓捕工会成员。
    政府试图在原有框架内“改革”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以工会为代表的黑人力量已经强大到旧有体制难以压制的程度。自1960年代以来黑人群众运动一次比一次高涨（1960年沙佩维尔事件、1976年索韦托事件、1984-1986年社会运动潮），说明以往惯用的“镇压”手段失灵。“改革”的虚伪性不仅表现在对黑人劳动权利保障的不足上，还表现在“改革”时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上。如下表所示黑人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但黑、白人收入的绝对值差距持续扩大(见表1)。社会群体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尔森在探讨国家兴衰原因时指出了不稳定与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许多不稳定国家都有反常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常是既有非常富裕者，也有大量穷人”。[13]白人政府增加黑人工资的让步，并不足以调动黑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缓和社会矛盾。1986年罢工潮反映出这一点。尽管拘禁了26，000名黑人工人，政府仍旧难以控制局面。到1986年底，424 340名罢工者参与了793场罢工，比1985年增加了大约43%。大罢工和抗议活动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7年50万工人罢工造成600万工作日的损失。工会运动已经演化成反抗整个社会体制的运动。[14]到了1988年2月，政府决定废除“改革”措施，再一次转向高压政策，政府立法禁止“声援性罢工”，禁止17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工会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会和其他团体仍旧能够发动300万人参加为期3天的示威游行，显示出暴力镇压已难以再发挥1950-1960年代的作用。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在政治上破产了。
    表一 1970-1990年黑人、白人收入情况表[15]
    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在经济上也难以维系。首先，它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的需要，难以在饱和的白人消费市场之外开拓新市场，难以争取世界市场。由于低薪和低劣的公共教育，黑人无法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到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充分教育。由于长期缺乏较廉价的黑人技术工人竞争，白人工人不乏懒散、旷工和频繁跳槽的现象，[16]影响了劳动效率。黑人的低薪使其无法购买按白人标准为必需品的商品，局限了国内市场的规模。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上也不得人心，严重影响了南非产品的国际市场。其次，维持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的代价高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引发部分白人的不满。1975-1985年间南非军费增长率为500%，每个17-65岁的白人男性均须服兵役。[17]1989年，25%的应征入伍者要求延迟服役，15%的应征入伍者逃避参军，38%的白人居民要求免除社区服务义务。[18]第三，维持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在1980年左右，接近2/3的阿非利卡劳动力工作在白领岗位上，[19]阿非利卡人与黑人的就业竞争已不如前一时期激烈。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同白人的就业结构形成互补，所以有白人工会开始愿意同黑人工会合作。面对这种经济局面，曾任南非总统的德克勒克坦言：“我国已经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停滞，而增长乏力则已经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20]包含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在“改革”的1980年代，各种族工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急剧转变，为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瓦解和新型平等工会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黑人工人开始自信地强调黑人领导权，强调跨种族的产业工会组织原则，强调联合其他民间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共同谋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1985年成立的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体现了上述精神，成为南非第一个全国性跨种族的产业工会。另有一些白人工会放弃了种族工会的组织方式，开始采纳跨种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方式，招纳黑人、有色人种和亚裔人入会。主要的黑人和白人工会实现了组织指导思想的并轨，为日后跨种族的工会制度、跨种族的协商稳定机制奠定了基础。
    黑白人工会组织原则趋向一致，更激发了黑人工会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热情。1988年为了纪念索韦托事件12周年，南非工会大会发动了包含制造业70%雇工在内的大罢工。在非国大和白人政府谈判期间，工会发动了48小时的声援罢工。从1986-1990年间，罢工造成的工时损失超过了之前75年的总量。[21]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1992年10月非国大为首的三方联盟（包括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接受了同白人分享权力的策略，为重组国家、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重塑社会稳定提供了新框架。在这一框架下，1994年南非政权实现和平过渡，种族隔离制度瓦解。
    通过协商稳定机制，黑人家庭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头十年里平均收入增加71%。[22]这同南非工会大会作为工人团体直接参政不无关系。[23]通过反对私有化、反对黑人内部不平等分配，构筑了工会运动新的共同体意识基础，作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基础，确保南非社会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