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小 结
    从历史脉络来看，20世纪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同南非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
    首先，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对20世纪南非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工会制度会根据力量变动将不同工会纳入官方体制，避免工会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1920年代后工会制度逐渐吸纳白人工会即是如此，1979年后吸纳黑人工会也是如此。工会制度对白人工会的吸纳，暂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南非社会出现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对黑人工会半心半意的吸纳，成为白人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来看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如何影响南非社会稳定。
    从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本身来看，它是一种分隔对待黑白人工会的二元制度，因而分析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需要分别解析黑人工会和白人工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从黑、白人工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力度来看，以1973年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之前白人工会的影响较大，之后黑人工会的影响迅速增长；从黑、白人工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路径来说，白人工会自从1924年便已经开始融入官方体制，不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黑人工会直到1994年才进入政治体制，长期依赖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维护自身权益，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显著力量。从长远影响看，黑人工人运动有助于化解南非社会矛盾，促进深层社会结构性稳定，表现为政治层面上促进协商稳定机制的建立。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包含长时段的社会结构性稳定和短时段的政局稳定，两者经常不相协调。从长时段来看，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始终损害社会结构性稳定，从短时段来看，1973年之前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对于维持当时的政局稳定有一定意义。1973年后，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已经难以束缚黑人工会。后者对促进社会结构性稳定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着眼于短时段的政局稳定，反而刺激了黑人工会参加政治运动，并融入黑人民族解放运动，致力于瓦解种族隔离制度，促进了南非社会结构性稳定新基础的重铸。
    其次，南非社会稳定与否对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兴衰也有影响。南非社会稳定的主要体现一是工业化不断深入。南非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是包括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兴衰的根源。南非工业化初期以采矿业为核心，倚重白人资本家和少量白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不需要内部市场，黑人作为流动的非技术工人卷入工业化的程度不深，这一经济特征加强了白人对政权的垄断，压低黑人劳动报酬以实现白人内部团结的做法成为自然的选择，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便脱胎而出。随着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制造业发展，黑人作为技术和半技术工人卷入工业化的程度加深，黑人工人低收入水平限制了国内市场和技术工人队伍的规模，导致南非工业化难以深入。经济停滞不前，一方面促使庞大的黑人工人队伍反抗增多，另一方面使白人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包含工会制度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已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南非工会制度集中反映了南非社会协调工业化矛盾的努力。当工会制度赋予劳动者的地位和经济发展需要不相协调时，便会导致制度变化，引发社会不稳。
    社会稳定与否的另一个标志是政局平稳。南非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变迁深受特定时代整个政治环境的影响。南非工会诉求的满足有赖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如1920~1930年代白人工会抗争趋向激烈也伴随着白人城市化矛盾加剧，白人工会合法化被作为化解普遍性白人社会矛盾的工具。1979年黑人工会能被政府承认，同占人口多数的城市黑人的抗议活动有密切关系。1994年后南非工会大会获得参政地位同它紧密结合黑人解放的普遍诉求，与非国大等政治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战斗息息相关。
    注释：
    [1]种族隔离制度是指20世纪南非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白人对非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极端的歧视，将非白人排除于政治权利、资本占有、技术工作岗位和公共福利之外。这个制度在1948年被执政的国民党第一次明确表述，不过自1910年南非现代国家建立后已广泛实行，到1994年被彻底废除。
    [2]国内外有关南非工会制度与社会稳定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工会制度与经济、政治发展阶段的关系，二是工人的主动性与工会运动的独立性。默尔·利普顿的观点代表了自由派史家的普遍性看法，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受白人工会影响建立的，而瓦解则是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导致的资本家态度的变化。在他眼中黑人工会主要关注经济目标，并没有积极推翻种族隔离政权，但他承认工会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依赖的最有纪律的大众力量。参见Merle Lipton, Liberals,Marxists,and Nationalists:Competing Interpretaions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London: Plagrave Macmillan,2007。欧文·柯兰卡肖则代表了经济史学派的观点，更加强调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种族隔离制度崩溃，肯定变革中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及分化。参见Owen Crankshaw,Race,Class and the Chnging Division of Labour Under Apartheid, London:Routledge,1997。彼得·德威尔代表了激进史学派，在肯定工人阶级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价值后，指出工人阶级抵制活动同其他社会抵制活动之间没有明显的分野，实际上是相互加强的。参见Peter Dwyer and Leo Zeilig, African Struggles Today : Social Movements since Independence, Chicago, IL : Haymarket Books, 2012。我国学者以杨立华为代表，她肯定黑人工人的主动性，认为狭隘的经济主义从来就不是黑人工人运动的主流，高度评价了南非黑人工人投身黑人解放运动直接挑战种族隔离制度的意义。她还认为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工人的矛盾是南非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参见杨立华主编：《列国志：南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及相关章节。
    [3] 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4] 1965~1973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拉美平均增长率是3%、5.4%、4.1%。参见William Beinart and Saul Dubow(eds.),Segregation and Apartheid in Twentieth Century South Africa, London:Routledge,1995, p.165.
    [5] W.Beinart,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1。
    [6] Charles H.Feinstei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2；《列国志·南非》，第118页。本处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建筑、交通运输和公共基础设施部门。
    [7] 夏吉生：《略论南非黑人城镇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8] Nelson Mandela, The Struggle is My Life, London: Pathfinder Press, 1978, p.79.
    [9] Nancy L.Clark and William H.Worger, South Africa:the Rise and Fall of Apartheid,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1, p.68.
    [10] William Beinart and Marcelle C.Dawson(ed.), Popular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