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求俄舰出口的限期过后，23日沪道袁树勋再与俄领谈判，对俄舰的维修时间又展限5天，宣布28日12时为俄舰修竣出口的最后期限。对中方的这一决定，日使内田表示强烈抗议，指责中方未与日方商量，擅自允许俄舰展限出口，“无乃将本国政府所提办法视同弁髦然”，要求中方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注：《外务部收日本内田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36页。）然而，就在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之际，俄领事突然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于24日向沪道声明愿意解除俄舰武装，两船将于当晚7时一律下旗，撤退守护兵丁，请沪道知照税务司与本总领事会商两船拆卸具体事宜；在俄舰“格罗苏福意”号和“阿斯科”号卸去军器、守护兵丁撤退后，其修理工程仍将续行照修；两船的水手则按“满洲”号办法，一部分遣送回国。（注：《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29页。）沪道袁树勋当即将这一情况通报各国领事，并由外务部通知日使内田。（注：《沪道袁树勋致沪领袖领事起卸俄舰军械机器照会》（七月十四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84，第6-7页；《外务部发日本内田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37页。）此后，交涉的焦点便转到续修和俄舰兵弁留沪安置还是遣返回国两事上。
    在俄舰续修问题上，日方坚决反对，认为“俄船既定拆卸，决无任其续修之理”。27日，日使内田在致外务部关于俄舰卸去军械的6条要求中，明确表示“续加修工，乃系恢复战力，故断不可任其续修”。（注：《日使内田致外部酌拟俄舰卸去军装办法六条请切实施行照会》，《清季外交史料》卷184，第9页。）沪道袁树勋也认为应该停修，不但多次与俄领事交涉，而且还照会英国领事配合，令英国船厂停修，同时电请外务部与俄使直接交涉。但俄领事拒不停修，声称拆卸机械，船仍续修，系为俄皇指示，断不能擅自更改，（注：《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十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33页。）并表示日俄开战不知何日结束，如果停修，将来俄舰久冻浦江，若有险失，舰值数百万，须由中国负责。（注：《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二十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37页。）而英国领事为使英国船厂获得一笔颇丰的修船费，对沪道的照会也迟迟不予回答，直至9月2日才复文，称据耶松船厂禀复，俄舰船底损坏，不能乘此潮汛补竣，若必限定停工，则该船将不得不留于坞中，其租坞费不得不向中国索偿。（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七月二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39页。）结果，俄巡洋舰“阿斯科”号直至9月10日修竣，才由拖船拖至东清码头靠泊，经海关人员完成卸械工作。（注：《俄船出坞》，《申报》1904年9月11日（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二日）。按：俄雷艇“格罗苏福意号”则于此前的8月30日完成卸械工作，见《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二十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37页。）
    在俄舰兵弁留沪安置还是遣返回国问题上，沪道和外务部考虑到此次俄船兵丁人数众多，巡洋舰“阿斯科”号计有542人（其中武员21人，兵丁水手等521人），雷艇“格罗苏福意”号计有55人（其中武员4人，兵丁水手等51人），（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七月二十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44页。）若将他们全部留沪，势必增加上海负担，易生不测，因此赞成俄方意见，亦主张按照“满洲”号办法解决，允许部分俄兵乘中立国船只回国。但日方坚决反对，认为“将俄船员兵遣送回国一事，乃系增加俄国战力”（注：《日使内田致外务部酌拟俄舰卸去军装办法六条切实施行照会》（七月十七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84，第9页。），坚持两舰艇员弁兵丁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得回国，必须上岸圈禁，由中国管押。为此，沪道和外务部与日方多方交涉，希望日方能予通融，按照“满洲”号办法解决，允许俄兵回国，指出：“查沪埠为各国通商要口，人烟最为稠密，与胶州、威海地方迥不相同。兹据沪道电称前因，亦实有为难情形。若将俄兵多名留置岸上，万一滋生事端，谅亦非贵国政府之所愿也。”（注：《外务部发日本内田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43-5944页。）对此，日方表示如上海不便安置，可移置别处甚至内地拘束。（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七月十九日）、《收驻日本杨大臣致外务部电》（七月二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35、40页。）经多次协商，考虑到俄舰已被解除武装，日方仅同意将俄员弁兵丁留置舰上管押，但为防止俄兵逃逸，日领又向沪道提出以下3条：一、俄官兵均留船，不许散逸；二、中国派兵常川停泊俄船之旁，严密看管；三、令地方官及关卡一并稽查，遇有俄官兵潜逃者，勒令回船，毋任漏网。（注：《收江海关道致外务部电》（七月三十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47页。）另一方面，为防俄兵在上海滋事，沪道袁树勋也与俄领反复交涉，约法四章：一、查取“阿斯科”号巡洋舰和“格罗苏福意”号鱼雷艇员弁兵丁人数；二、另具非中国允准不得擅离上海切结，由俄领加印送上海道台；三、该艇舰停靠浦东东清码头；四、员弁水手每日准在码头左近道胜银行空地体操，并在浦滩散步，不得再往别处闲游，即偶至租界地方，亦应限定人数、时刻，另委派妥当之人巡察。（注：《江督周馥咨外部据沪道禀拟约束俄兵七条请照会俄使饬遵文》（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86，第9页。）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够完全避免因俄兵置留沪上而发生的事端。
    三周生有案交涉
    周生有案的案情并不复杂。1904年12月15日下午4点左右，俄巡洋舰“阿斯科”号水兵亚其夫和地亚夫二人乘坐东洋车，擅自至南京路外滩码头，拒付车钱，与车夫发生争执，便拾起路旁做工木匠的铁斧，迫砍车夫，车夫逃避，致将适逢路过此地在上海做工的宁波人周生有的头部砍伤，周被送至仁济医院后，即气绝身亡。凶手亚其夫和帮凶地亚夫则被赶到的租界华捕拘走，当日即由捕房解至俄领署。对于这样一桩严重的人命案，俄领居然不对凶手进行鞠讯，即转送至所隶军舰了事。租界当局和俄领的这一做法激起在沪宁波人的极大愤慨，他们集会要求将凶手交中方审判、严惩。
    沪道袁树勋在对案情进行了解后，亦义愤填膺，要求将凶手交上海地方官审讯，认为受中国保护的俄国败兵，不守纪律，残害保护国人民，实与寻常命案交涉不同，不能享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于是，他一面电禀江督和外务部与俄使交涉，一面于18、26、28日三次照会俄领，要求“应将该肇事酿命之凶犯二人交出，送道收禁，听候发县讯明，按照军律惩办，以昭炯戒”，（注：《照录苏松太兵备道袁观察照会俄领事阔雷明稿》，《申报》1904年12月21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指出“贵国艇舰员弁兵人等既已归我保护平安，而在船兵丁转将我华民砍伤毙命，以怨报德，试问中外有此情理乎？寻常人命交涉，尚须照章会审，而此凶犯，乃容留在沪，应由我中立国约束之兵丁，贵总领事竟不饬令交出，听其逍遥法外，视人命如儿戏，置公法于弁髦，沪上商民同深公愤，并闻日本人之经商在沪者，尤有戒心。设因此而有意外之虞，我国不能曲全中立之责，应由贵总领事担其责任。”（注：《俄水手杀人案往还公牍汇登》，《申报》1905年1月2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