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朱寰先生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既要讲纵向发展，也要讲横向发展，落脚点应在横向发展上。一般说来，国别史和地区史着重研究的是纵向发展，尽管也包括横向发展，但其重点并非横向发展。只有横向发展，才有可能突破孤立、分散、闭塞的状态，才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史，才能使世界逐渐成为统一的整体。如果我们仅局限于研究某国家、地区、断代和专题的历史，就无法进行世界史学科的宏观研究。
    北京大学马克尧先生和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就整体史观的问题各自发表了看法。马克尧先生认为，我国已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和断代史等，理应有整体世界史。这个学科，国外也在研究。在我国，吴于廑先生已开创了这个学科。研究世界历史应从宏观着眼，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彭树智先生认为，整体史观是三位一体的，其一为全局的观点，即从全局看世界，兼顾历史发展的纵向面和横向面；其二为联系的观点，即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其三为综合的观点，即世界历史是综合性的学科。
    在谈到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时，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是受到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的框架所束缚。这种框架是与五种生产方式为主线的社会发展史分期和世界史分期的框架有关，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五种生产方式的相继更迭，即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似乎象具有某种“生物钟”的独特生命那样而具有自己的“历史钟”，全人类似乎都要按照它所预定的时刻，依次甚至同步地进入某一历史时期。按五种生产方式的机械分期去展开阐述体系，难以清楚地展示世界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不能真正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没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出发点。研究世界历史，既应看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更应注意到这些特点的彼此影响。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将会发现站在农耕世界立场上所不能见到的许多历史景象，这对于全面把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非常有益的。武汉大学李植枬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的世界历史，至少应考虑国际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和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政治、经济冲突及各种力量的消长，尤其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三、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世界史学科的巨匠和一代宗师。60年代初，他与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着作，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书作为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被普遍采用，其学术权威地位历30余年而不衰。从70年代开始，吴于廑先生又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独立发展道路，探索新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体系。他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史的论述为指导，首次提出：世界史不应当是排除中国史的域外史或外国史，也不应当是包罗一切国家的各国历史汇编。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与描述。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探索的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这一崭新的科学的世界史观，突破了世界史研究的旧格局，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巨大影响。
    齐世荣先生指出，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诸如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西方史学史、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而其对世界史学科的特殊贡献是在世界通史方面：其一是科学地界定了世界史学科的认知对象，为世界史学科的定义、内容、任务、目标等作了明确的界说，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在此问题上的误识；其二是创立了新的世界史编纂体系。按照吴于廑先生所下的世界史学科的界说，以及所确定的世界史的内容、主题和研究方法，就能获得一条明晰的主线，从而看清世界历史的既往进程，判明世界历史的今后发展趋势。朱寰先生认为，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专家，他所提出的世界史观即宏观史学，是对旧的传统的史学观点和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推进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马克尧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从吴于廑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受益良多，其中受益最大的，一是吴于廑先生的文章《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此文为更好地研习历史指明了一条成功之路：不仅要学习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还要学习法制史，特别是对于研究世界历史上的制度问题，学习法制史尤为必要；二是吴于廑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此文使人顿悟世界史是个有限定意义的学科，从而使我们在编纂世界史着作时，一改过去那种无可奈何的搭积木式的拼凑办法而全然摆脱困境。
    与会代表还对吴于廑先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庞卓恒先生指出，吴于廑先生世界史观的提出，是直接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两段论述。其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多年来，我们忽略了这些观点，更没有注意去深挖其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而吴于廑先生却以历史学家汇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博大恢弘的眼界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深蕴的内涵精辟地加以拓展，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这是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朱寰先生也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我们从来没有象吴于廑先生那样从宏观史学的高度加以理解，这正是吴于廑先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突出成就。齐世荣先生进一步指出，吴于廑先生所撰写的四篇相互关联的重要学术文章：《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从宏观着眼，从具体分析入手，史论结合，卓然成一家之言，是具有世界水平的鸿篇巨制，堪为后学之楷模。
    安长春先生指出，很多人把吴先生的世界史观名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博大恢弘，提纲挈领。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不限于世界史，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它分支学科，同样能够使人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一种新的境界。东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赵德贵先生认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无疑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中国史的研究，必须从世界的观点出发，把握整体和全局，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及世界历史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坚信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必将迎来更为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