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如果不掌握一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就难以理解该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现象。这是本论文的基本论点之所在。这是因为，在决定人类行为的诸多因素中，只有文化因素才能看做是区别特定集团成员行为与他集团成员行为的唯一基准。
    韩国的政治、行政文化是在韩国历史环境的决定、制约之下形成发展而来的，这可以说是韩国政治行政文化的特征。因此，分析其延续，变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课题。
    本论文的基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的政治、行政文化保持了多大程度的传统性，又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形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发展方向。
    追根溯源，韩国的政治行政文化传统源自古代。但，今天的政治、行政文化特性主要是在朝鲜时代特别是李朝末期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出发点定为朝鲜时代。具体时代划分和研究范围设定如下：
    第一，朝鲜时代为第一期，阐述支配该时代政治、行政文化的传统特性。
    第二，日本统治时代为第二期，考察日本统治是如何变异、保留韩国的传统文化的。
    最后，在考察解放后现代化过程的同时，分析其对韩国政治、行政文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展望今后的发展方向。在此，附加一句，我认为政治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附属文化（subculture），是引发政治、行政行为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合。为了有助于对各时代政治文化特性及类型的理解，在下一章将探讨政治、行政文化的概念和类型。
    二、政治行政文化的概念和类型
    给政治、行政文化（political·administrative culture）下定义之前， 先说一个前提，这就是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能否区别。在此之前，政治学领域说政治文化，行政学领域说行政文化，用语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且把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但，这种逻辑只有在政治、行政二元论的立场上才能成立。如果立足于政治、行政一元论，两者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是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在立足于行为主义接近（beharioral approach）的比较政治和行政研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1956年第一次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一术语[1]。虽然阿尔蒙德定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具有类似或不同的政治态度、价值、感情、情报及技能的人民的特定分布。”但，无论怎么说，这都能作为经验性的信条（empirical beliefs）、表现性的象征（expressive symbols ）和价值观（ralues ），是对规定政治性行为所产生状况的政治的主观定向（subjective orientation）。[2]所以，政治文化是对政治心理上、甚至主观上的表现，是政治体系的集合性的历史产物，也是其成员生活史的产物，已深深扎根于诸般公共现象和个人的经验之中，所以。可以说政治行政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延续的性质。简而言之，所谓的政治、行政文化是指生活在该政治行政体中的成员对在政治行政世界中所能看到的各种事物，例如，信念、机构、团体、习惯、作用、信心等所具有的主观定向，即价值观所体现的所有模式（pattern）。
    阿尔蒙德和韦尔巴（Sidney Verba）通过对美、英、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他们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舒尔茨（Edward A·Shills）的研究为依据，对政治定向的内容加以说明。所谓定向（orientation）是指对象（objets）和关系（relationships）的内在方面。在此，第一，认知性定向（cognitive orientation）。对政治体系和其作用、作用担当者、投入及产生的知识及信念。第二，感情型定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对政治体系和其作用、人事（personnel）及业务执行（performance）的感觉。第三，评价性定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包括对政治对象的判断和意见等。[3]
    阿尔蒙德和韦尔巴根据以上定向的类型，将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4]
    第一，地方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一般市民大都对政治不关心，他们的政治世界不可能离开他们居住的狭窄地区。即，因为在这种政治文化里，一般国民的心理性政治世界较窄，所以对国家政治现象的认识几乎没有，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考尔曼（James S.Coleman）指出的非洲的氏族社会和自治性较强的地方共同社会。另一个例子是露斯托伍（Dankwart A.Rustow）在象奥斯曼帝国那样规模较大、相对比较分化的体系中发现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存在专业化的政治作用，即使进行政治动员，一般也只限于狭窄地位，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很低，主要是被动的或消极的。在地方型定向中，几乎不存在政治体系主导的变化。事实上，百姓对政治体系不抱任何希望，在这种政治文化里，一般国民并不关心国家级的政治，甚至连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从没参与过，也没被动员过，而且全国性的国民联合意识或整体感也极其脆弱。相对来说，在官僚制发展阶段，家产式官僚制比较盛行的国家类型与这种政治文化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