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统治时期的政治、行政文化
    在本章中，拟揭露日帝统治年间日本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使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改变了多少。有的学者认为，过长的殖民地统治影响了每个人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等，使传统政治文化的很多方面变了形。代表人物是金汉教先生，他在《日帝在韩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一文中指出：（1）民族主义；（2）不信任和疏远；（3）官僚性的权威主义；（4）学生的行为主义；（5）暴力；（6）派阀主义等。这都是日本统治留给韩国的政治文化遗产。[7]
    有的学者则主张，最多可以说日本以与韩国相同的儒教性政治文化为基础统治了韩国，而且在日本统治时期，韩国几乎不能参与政策决定的过程，只有被强迫接受支配，因而，不可能较大地被日本文化同化。因此，日本统治没能使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代表人物有韩德森（Gregory Henderson）。他在《Korea:The Politics of Vortex》中主张， 日本统治除延续强化了朝鲜朝代的政治传统外，没有更多的东西。他特别指出，在朝鲜王朝和日本统治期间，贵族和大众间的关系相似。从康河伍（Williain Kornhauser）提出的大众社会的观点来看，从朝鲜王朝经日本统治直到现在，韩国政治具有连续性。但是，他是将焦点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上流阶层的关系上，即从体系化的角度考察政治。[8]如果说在朝鲜社会里，大多数国民是在政治领域之外，那么，朝鲜时代上流阶层与大众的关系和日本统治下的日本支配者和韩国大众的关系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
    朝鲜时代，由于儒教哲学的影响和经济的隶属性，统治并非直接进行，而是以村落为中心，通过上流阶层间接支配，国民觉得这种体制是正当的。而殖民统治期间，韩国国民是受异邦统治者的处罚、榨取。朝鲜时代，即使说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存在一种关系，那也是有限的和间接的。而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不仅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也为了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必须强行动员韩国人，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不给政府任何可能产生影响的权力，只是动员、榨取、处罚。因此，在日本统治时期找不到朝鲜社会中那种对统治者的慈悲印象。朝鲜时代，国民认为支配者是德高望重的人，这种认识在日本统治时期不得不改变。在日本统治时期，韩国人觉得不参与与政治、政府有关的事情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韩国人之间存在着政治性的冷漠主义（pditical cynicism）。韩国人违犯法律、偷漏税、批判支配者的行动被赞为爱国行动。其结果，独立后，一些上流阶层对建立任何统治体制均持否定态度，一般大众对政治家和公务员持冷漠态度。
    总的来看，韩民族在制度上、行动上从没体验过政治性基本观念体制，从传统文化属性的阶层性关系意识向平等主义意识结构、从集团性血缘意识向个人主义意识结构的转变。但从殖民统治下对政府权威正当性与否的评价及对政府权威的感情性好恶定向这一点来说，朝鲜朝代政治文化更接近于臣民型。另外，国民对自己是殖民统治的主体意识仍很淡漠；在日帝殖民统治下，在政治上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按照国家机关的意愿行动。从这一点来看，更接近于臣民型的政治文化形态。
    五、解放后，现代化和传统性政治行政文化的变化
    在此，先考察一下解放后现代化的过程，再考察一下现代化对传统政治行政文化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一下哪些因素仍在持续发挥作用。
    现代化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的过程，在经济上达到了产业化。正如威尔克所指出的，在社会和心理上产生了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在政治上，政治结构分化，政治参与扩大，这通常被看作现代化的内容。[9]虽然现代化有很多侧面，在这里应重视：（1）教育水平的提高；（2）收入水平的提高；（3）通信媒介的普及；（4）地理上的移动性；（5）工业化，等。这是因为很容易考虑到现代化有可能助长政治文化的参与性定向，特别是因为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现代化与政治文化有相关关系。从解放后到现代社会的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例外，深受西欧特别是美国的影响，社会各界的所有部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教育水平的提高方面来看，1955年当时的文盲率占成人全体的33.4％，到了80年代几乎降为0。在教育内容方面，西欧的民主主义教育比较活跃。另外，自进入80年代以后，中学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市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国民文化水平的重大变化，政治性定向中的参与性定向的比率相对增加。
    从国民收入水平来看，6·25战争结束后，人均GNP为67美元， 1988 年增加到4040美元，增长了60.2倍。经济持续增长即使不遵循自由主义模型（liberal model）的“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平等→民主性政治参与”公式[10]，一般来说，参与性政治定向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从人口移动及产业化等的变化来看，以1969年为转折点，非农业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农民的绝对数也出现减少的趋势。换句话说，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为中心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中心。而且，1960年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5.8％，1990年上升到45.0％，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速度之快难以用统计来表示，仅拿收音机来说，1975年比1948年增长了114倍。德易茨（Karlw.Deutsch）等指出的“产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收入增加、大众媒介的普及等能带来政治参与的增大”这一观点在韩国也成立。所以，可以说解放后经历了近代化的韩国政治文化，出现了参与型定向相对较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