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里达”战争的性质是诸多学者争议的焦点，众说纷纭，分歧颇深。穆斯林学者往往着眼于“里达”战争中的宗教倾向，将“里达”战争的性质归结为穆斯林与叛教者之间的宗教冲突，战争的结局则是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彻底胜利。美国学者希提亦认为：“讨伐变节者的战役，与其说是用武力迫使变节者留在伊斯兰教的范围内，不如说是把还没有入教的人拉入伊斯兰教。”（22）然而，穆斯兰与叛教者之间的宗教冲突远未构成“里达”战争的全部内容；阿拉伯半岛中相当数量的人口在“里达”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仍旧保留着原有的信仰，在缴纳人丁税的条件下接受麦地那国家的保护，直到哈里发欧默尔时代改宗伊斯兰教或者离开阿拉伯半岛。西方学者大都强调阿拉伯半岛内部定居人口和游牧部落之间的传统对立与“里达”战争的联系。沙班认为，“里达”战争是蒙昧时代阿拉伯半岛定居人口与游牧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伊斯兰教时代的延续。“游牧部落将麦地那国家视作定居人口的代表；他们不仅要摆脱麦地那国家的控制，而且力图将它毁灭。”（23）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哈尼法部落与麦地那国家之间的冲突；“里达”战争中最为激烈和最为残酷的阿喀拉巴战役便发生在哈尼法部落的定居农业人口与穆斯林队伍之间，而这个部落中为数很少的贝都因人却在其首领苏麦玛‘欧萨勒的率领下始终站在穆斯林队伍一方。（24）
    “里达”战争发生于阿拉伯半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社会转变的时代，与当时特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蒙昧时代的阿拉伯半岛，氏族公社构成阿拉伯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原始部落则是血缘联系的极限。由于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阿拉伯半岛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在一些部落中无疑出现了解体的征兆，然而亦有许多部落尚不具备进入文明社会的物质条件，野蛮势力根深蒂固，个别地区甚至保留着母权制的婚姻形式。伊斯兰教在麦加的兴起和穆斯林公社“乌玛”在麦地那的形成，标志着阿拉伯半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开始。穆罕默德时代，初兴的伊斯兰文明尚未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氏族部落制度依然在许多地区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野蛮势力并没有随着伊斯兰文明的诞生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势必进行顽强的抵抗。“长久以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氏族，至多忠于他们的部落。现在，他们破天荒地统一在一个宗教首领之下，要求他们执行他的命令，即令在日常事务方面亦不例外……这意味着社会方式的一场变革，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无反抗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25）“里达”尽管在不同的地区类型各异，但是都包含着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与新兴的伊斯兰国家激烈抗争的共同倾向，体现了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深刻对立。
    “里达”战争无疑是在阿布·伯克尔时代进行的，然而“里达”发生的原因却要追溯到穆罕默德生前。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缴纳天课的概念，在麦加时期便已初步形成，但是仅仅作为自愿而为的善行加以提倡，并无强制性的规定。622 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以后，尤其是630年征服麦加以后，天课由来的自愿施舍（Sadaqah）发展为所有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当然义务（zakat），缴纳的数额亦有明确的规定。在当时政教合一的条件下，天课的广泛征收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穆罕默德去世后放弃伊斯兰教信仰的反叛者拒绝向麦地那缴纳天课，这不仅构成宗教意义的背叛，而且意味着野蛮势力对于新兴文明的否定，体现了摆脱国家权力的约束和恢复氏族部落原有地位的倾向。631年朝觐期间， 穆罕默德委派阿里前往麦加颁布新的启示，解除麦地那国家与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之间原有的互不侵犯的平等盟约，规定所有非穆斯林或者皈依伊斯兰教，或者以缴纳人丁税作为条件接受麦地那国家的保护，只能两者择一。（26）新的启示标志着麦地那国家与非穆斯林阿拉伯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明显转变，使得他们只能在顺从和反抗两者中选择其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野蛮势力与新兴文明之间的矛盾对立。因此，早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前，伪先知泰勒哈、艾斯沃德、麦斯莱麦已经开始了各自的敌对活动，而穆罕默德的去世只是使得诸多地区的敌对活动表现为对于麦地那国家进一步的激烈反抗。单纯强调穆罕默德的去世与“里达”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阿布·伯克尔通过发动“里达”战争，确立了麦地那国家与阿拉伯人部落之间广泛的贡税关系；凡穆斯林必须缴纳天课而所有非穆斯林必须缴纳人丁税，成为接受麦地那国家保护的必要条件。阿拉伯人部落丧失了完整的政治权力和独立的社会地位，原来属于各个部落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被作为全体阿拉伯人的共同权力而集中于麦地那的哈里发手里。这样就形成了各个部落对于麦地那国家的广泛依赖关系，保证了麦地那国家对于各个部落的有效控制。阿布·伯克尔时代“里达”战争的胜利，最终完成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深刻历史变革。
    “里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长期以来不同部落之间的分裂状态，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内部和平。地域联系的加强打破了血缘组织的狭隘界限，众多的部落以麦地那为核心聚合为统一的整体，进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阿拉伯半岛水源不足，牧场有限，绿洲寥寥无几，生活资料来源极为匮乏，部落之间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环境而长期处于相互抢劫和仇杀的状态，构成了维持生态平衡的必要方式，新兴的伊斯兰文明反对阿拉伯人相互之间的抢劫仇杀，“里达”战争的胜利所创造的内部和平进一步否定了维持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的传统方式。“以往，他们时常抢劫其他的部落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所有的阿拉伯人联合为统一的整体。由于新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经济原则，他们不得不停止抢劫其他部落的传统行为。但是，在半岛的内部却又无法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种行为。人口的增长对于有限的生活来源所形成的压力不断加剧，使原有的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27）这就使得阿拉伯人只能在半岛以外寻求新的生存环境。因此，随着“里达”战争的胜利和伊斯兰文明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最终确立，由部落之间的抢劫仇杀转变为对外扩张成为新的条件下维持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和消除社会危机的迫切需要。尽管麦地那国家发动的“里达”战争与其后进行的对外扩张具有不同的性质，然而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里达”战争的胜利在阿拉伯半岛的范围创造的内部和平，不仅准备了对外扩张的必要条件，而且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强大动因。正是“里达”战争的胜利揭开了麦地那国家对外扩张的序幕，而对外扩张则成为“里达”战争胜利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