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晚清时代，应对欧化大潮的拍岸而至，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兴起了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思潮，而章太炎、刘师培无疑是这一思潮中的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二人领域相同，志趣接近，造诣深厚，影响深远，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个人关系也有过一致和较为友善的一段时光。本文以晚清国粹思潮时期为断限，围绕二人的交谊、学术、思想等问题一抒浅见，以教正于学界师友。
    一、章太炎与刘师培交谊论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声名煊赫的人物，而刘师培则因政治表现上为人所不齿和学术造诣的艰深难索，长期受到学界冷落，故先对其作一介绍：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幼承家学，饱读经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开始接触种族革命思想，结识章太炎，改名光汉，成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派，又入国学保存会，成为国粹派的重要人物，后入同盟会，还宣传无政府主义，旋因革命党内部矛盾等原因，接受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投向清朝阵营，民国初年，他参与“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力。其政治品格多不足道，但国学造诣深厚，著述宏富，对文化建设颇有设想，为晚清国粹派中坚人物，时人曾一度以之与章太炎并称为“二叔”①。在晚清国粹潮流中，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关系最为复杂。在此，着重探讨刘师培的变节与章太炎的关系。
    在二人的关系中，最令笔者困惑的就是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宽容。平心而论，章太炎并不是宽厚豁达之人，他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学术上门户森严，对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均心存芥蒂，仅因学术旨趣的不同，就对并无瓜葛的廖平耿耿于怀，而对清政府更有着近乎偏执的反感情绪，即使对业师俞樾，因其早年出仕为官，就指斥为“尝仕索虏”，“授职为伪编修”[1]（P121～123），但他偏偏能谅解放弃革命立场投向清朝阵营的刘师培，这是为什么呢？
    章太炎与刘师培订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这年章太炎36岁，刘师培20岁，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二人一见倾心，订为至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立场的一致外，就章太炎而言，主要是仰慕刘氏家学并敬佩刘师培的学问。刘师培的年纪虽小，但国学造诣极深，令自视甚高的章太炎也赞叹不已，曾说过：“国粹日微，赖子提倡”之类的话语[2]（《与刘光汉书四》）。章氏一生敬佩刘的学问，可以肯定这是一再宽容刘师培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们的友谊不会长久，因为二人个性迥异，一位学问渊博、孤傲独行；一位才华横溢、功名心盛。有人评价刘师培曰：“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持，悁急近利”[2]（卷首，《亡侄师培墓志铭》），极为恰当。当然，在定交之初，处于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二人只能同舟共济，分歧尚未暴露，况且相处不及数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清政府告进了租界当局的大牢，二人书信往还，探讨学术，抒发离情，自然无从龃龉，相反感情更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夏，章太炎刑满出狱，为同盟会迎至日本，三年牢狱之苦使章氏声名大振，所至人们趋奉追随，风光无限。章氏得意之余于次年春招其忘年故友刘师培来日，不料刘师培赴日不久，就投入了端方幕府中，背叛了革命②，二人交谊也告一段落，这是为什么呢？
    对刘师培的背叛，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是刘氏夺权不成所致：“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3]（P214）。但以常情度之，当时刘师培不过是二十出头的一介书生，又甫至日本，无甚资历，纵有夺权野心，也不会立即施行，因此，此说非夸张之词，即为诬人之语。此外，还有受其妻何震诱惑、刘师培本人迷恋功名利禄以及受传统学术影响等种种说法，总之，人们往往忽略了章太炎的责任。
    当然，章太炎应对刘师培的变节负多大责任，涉及个人隐私，至今无人能确断，但可以肯定，刘师培的变节，与章太炎确有关系。首先，刘师培初到日本之时，章太炎正为革命战略问题和《民报》的编辑经费问题而与孙中山等人闹矛盾，一度十分紧张，虽经人调解，没闹出大的恶果，但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末，他“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4]（P21）。总之，章太炎想去印度出家，苦无旅费，穷极之下居然想向张之洞借款，于是托张之洞女婿卞某捎信给张之洞，但“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5]。端方答应借款，章太炎派刘师培回国接洽，刘师培回国后，叛变了革命。
    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私下交往之事在刘师培变节之后由刘公之于众，刘氏目的无外乎以此减轻罪恶感并离间革命派，故有人怀疑是刘师培捏造，但经学者考证，确有其事[6]。应该指出，刘师培到日本后，章刘二人亲如一家，同居一楼，章太炎对革命悲观，暗中与清廷大吏通款，刘均知之。在革命处于低落之际，这对于年仅二十余岁的青年人来说，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言自明。况且章太炎还托刘师培回国包办这一不光彩的交易，难怪有学者断言：此事“客观上是加速了刘的堕落过程”[7]（P409）。
    其次，笔者认为刘师培的变节还与他同章太炎关系恶化有关。前文提到他们二人个性迥异，但由于无暇深交，故矛盾尚未出现，此时同住一楼，朝夕相处，日久自生矛盾。1.章氏每以师长自居，好为人师，“勤攻君过”，刘氏年纪虽小，但国学造诣并不在章氏之下，19岁即中举人，少年得志，也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二人相处，文人相轻，矛盾日深。2.章太炎还曾冒失地向刘师培揭发其妻何震的男女关系之事，惹得刘师培大怒。章太炎的揭发当属疑似之间，非有确凿证据，由此结怨于刘师培，也算咎由自取。
    刘师培变节后，章太炎心存悔意，曾致信刘师培，劝其回心转意。信中有言：“申叔足下：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并解释以往“勤攻君过”并非出于“雍蔽之志”[8]（P157）。蔡元培也指出：刘师培“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2]（《刘君申叔事略》）。凡此均说明刘的变节确与他同章太炎的矛盾有关，从太炎的忏悔来看，其应负一定的责任。刘师培变节后，公布了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搞得章太炎十分狼狈，算是报了“睚眦之仇”。附带说明，由于刘师培的变节，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即告结束，我们无意求全责备，晚清督抚中出于各种用意与海外立宪派或革命者暗中联系者不乏其人，但大多没有产生什么较大的恶果，因此，对这一问题也不宜夸大。
    可悲的是刘师培的变节不但未能换来功名富贵，而且险些为清王朝殉葬。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在四川被拘，章太炎此时刚返回祖国，即奔走营救，临时政府总统府、教育部分别致电四川，指令保护。但刘师培自觉无颜再见故旧，故在四川不出，直到1913年方归上海，国粹派人士不念旧恶，奔走往还，刘师培感念世道沧桑，时运不济，尚复何言，于是，“申叔殊感枚叔厚谊，复言归于好”[9]（P447）。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刘师培投入袁世凯阵营，列名筹安会，发表了《国情论》、《告同盟会诸同志》、《君政复古论》等赤裸裸鼓吹复辟的文章，重刊《中国学报》，在创刊号上无耻地署“洪宪元年”，因此深得袁氏赏识，任命其为参政院参政，拜上大夫。相反，此时章太炎因反对帝制而被拘北京，生死难测，刘师培不闻不问，章氏门生对刘氏恨之入骨，但令人称奇的是章太炎虽骂遍附逆者，独不及刘师培。
    袁世凯死后刘师培一度被通缉，虽是通而不缉，但从此难以立足士林，加之生活贫困，性情急躁，望之已似疯人。1917年蔡元培援手于困顿，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尚引起国粹派旧人的抗议。此时刘师培身体坏到了极点，上课也是有气无力。1919年11月20日去世，临终遗言以入政界为悔，以坏祖先清德为耻，终年36岁。
    纵观章刘交谊，令人颇生感慨，可以肯定，刘氏的一误与再误之间确有因果关系，假设他当初不投入端方幕中，民初也是风光无限，未必非到袁世凯门下讨生活不可。刘师培“英年早逝”，其妻何震削发为尼，一代学人，得此下场，令人感慨唏嘘。联想到章太炎的责任，就不难理解其对刘师培的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