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成就上，章太炎是支离片断的，他曾有一个宏大的规划，拟编《中国通史》100卷，但一直未动手，只留下了《略例》和《目录》，附于《哀清史》之后，从《目录》中可见他的“中国通史”分表、典、记、考纪、别录五部分，分别相当于纪传体正史的表、志、本纪、列传。可见他在史体上也没有突破。另外，因光绪末年在日本发现《南疆逸史》，他又想编《后明史》，最终也未动手。章太炎的史学对后人的影响不外三点：其一，学术史的研究；其二，他做了一些“翻案”的努力，如肯定太平天国；其三，在史法上注意考据、索引、钩沉等。他对典制史较为重视，也写过一些史考。总之，章太炎有过宏大的治史计划，并主张变更史体，强调论史要客观，不妄论古人是非，但实际上均未做到。
    比较而言，刘师培倒是留下了一些史学作品，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他撰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讲上古史事，断限到西周，是书晚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影响也不及该书，但它首次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另外，他以经书作史料，强调重视考古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与章太炎不同，他能尽量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如进化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汉民族西来说等。刘师培也作过史学考证文章，如《秦四十郡考》、《辽史地理考》等。他的《周末学术史序》也堪称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推动之作。
    三、章太炎、刘师培思想解析
    无论是在文化思想，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章太炎、刘师培都有着一致的立场。在此，主要探讨二人如何将属于文化保守的国粹与激进主义的无政府思想结合起来的问题。
    在晚清中西交融的文化大潮中，章刘二人都力图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各种危机，基本文化思路是以中为主，调和中西，确立起适合近代特点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立场，成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在政治思想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信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刘师培到达日本后，思想急剧左转，分别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章太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者）频繁往来，又为张继的译著《无政府主义》作序，于是，世界观中一度出现了矛盾。章太炎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不如刘师培深，他在理智上也承认推翻清王朝后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是不现实的，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信条毕竟难割舍，于是，陷入了思想上的两难选择，处于苦闷之中，写下了悲观的《五无论》等。
    相比之下，刘师培则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较远。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在日本以其妻名义刊行《天义报》，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形成了晚清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据点。于是，人们在刘师培身上看到了矛盾情形的发生：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年）间，他做出了很多研究诸子学、经学的成果及《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的文章，但在政治方面则写出了《人类均力说》、《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论中国田主之罪恶》等政论文章。
    章太炎，尤其是刘师培将古色古香的国粹和锋芒毕露的无政府主义学说集于一身。众所周知，在晚清的特定国情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激进，而国粹的表现形式则是文化保守，人们不禁要问：这二者该如何协调呢？
    其实，若深加推究，可见无政府主义与文化保守在他们的思想中得到了统一。首先，章太炎、刘师培将无政府主义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的思想主张。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本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的无情批判，这不正是晚清文化保守者所希望看到的吗？他们以此抵御20世纪初席卷中国的欧化大潮，不正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的最终目的吗？联想到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刘师培所说的“中国国粹之存亡，亦视共产无政府主义之实行与否”[13]一语的深意了。
    其次，在借助于无政府主义来抵御欧化，保存国粹的同时，还借助国粹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丰富的国粹给了章太炎、刘师培以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信心，如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主义发源于中国，发明家就是老子；共产制度在中国古史上也确然有征；陶潜的《桃花源记》更是无政府社会的典范[14]（P278）；至于西方无政府主义的罢工，可从《诗经》中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及其他史籍中找到依据[14]（P202）；恐怖活动可从《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中找到根据。为了给无政府主义扫清障碍，他们将传统学术中的专制学说视为“君学”，大加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将弘扬国学与宣扬无政府主义相辅相成地结合起来，于是，保守与激进、国粹与无政府在其思想中取得了较为和谐的统一。
    将文化保守的国粹与激进主义的无政府思想相结合，是一个颇具特色并值得深究的问题，这或许反映了其思想的深邃，或许反映出其学说中的矛盾，由此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章太炎、刘师培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示不无意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建设的设想不无价值，但是，他们所作的国粹与无政府主义的简单比附并不科学，给人一种早已过时了的“西学中源论”的印象。在晚清时代，不少思想家试图将西方学说引入传统文化，实现中西会通，效果多不理想。由上述可见，章太炎、刘师培在国粹与西学之间，也未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其文化思想中，不乏矛盾的因素。
    章太炎与刘师培处于剧变中的晚清社会，起而搏击时代潮流，其交谊中的恩怨明显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在学术上二人虽师承各异，但均能跳出旧学派系是非，另辟新途；在思想上则努力探寻着杂糅新旧，会通中西的途径。通过上文论述，既可见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又可见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过渡的一个写照。其中成败得失，对于依然致力于探索新旧中西关系的现代文化学者来说，或有借鉴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