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太炎、刘师培学术之比较
    国粹派两健将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学术造诣难分伯仲，而且，他们二人的研究领域、学术思想颇为一致，于经均宗古文，于《春秋》而重《左传》，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诸子学等方面颇多建树，比较而言，刘氏学风较为平实客观，不似章氏那样门户森严。另外，也应指出，由于刘师培背叛革命后生活境遇并未改观，反而陷入愁苦之中，学术上的高峰期已过，而章氏于民初学风亦变，故若对二人学术加以比较，只有晚清时期可作选择。
    （一）章太炎与刘师培的经学思想与经学成就之比较
    章太炎与刘师培都是书写中国经学历史最后一章的人物，在晚清时代，他们共同致力于驱散笼罩在经学上面的神圣光环，为经学加以理性的定位，因此，在经学思想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
    什么是“经”？古代学者赋予了神圣的含义，有解作“常”的，有解作“径”的，而章太炎、刘师培则认为经字本意为连缀组织之意，因为古代书简须以绳贯连，经字以此得名③。而且，经是古代官书的泛称，也有农书、医书称“经”者，这样一来就剥夺了经字的神圣性。他们又发挥李卓吾、章学诚的“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拉平了经与史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经学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儒学和孔子进行了批判，章太炎指出：“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10]（P291）。刘师培也表示孔子不是素王、教主，儒学没有民主思想，相反，孔子学说迎合专制政府以压制学术、思想，“学术专制与政体之专制相表里”[11]。此外，他们强调古文经的真实，贬低今文经的价值，认为古文经优于今文经，今文经的衰落是其自身的弊病所致。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20世纪初年，学者们难免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章太炎、刘师培贬低儒学经典，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贬低今文经是为了压制康有为的改良派，现实用意十分明显。当然，随着时过境迁，章太炎又重抬孔子，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这是后话。应该承认，在晚清时期章刘二人将儒学降为先秦诸子中的一种，开了近百年间理性的研究经学之路。
    章太炎、刘师培不仅经学思想基本一致，而且在经学研究的领域上也大致相同，二人均于《春秋》、《左传》用力最深，心得也多。出于现实政治的用意，他们都注重发挥《春秋》中的内中国外夷狄思想，尊民抑君的思想。其略有不同的是章太炎不赞同通经致用的观点，认为通经的目的应是“求是”，“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8]（P151）。章太炎之所以如此认为一方面是继承了乾嘉学者的求实作风，一方面是看到很多学者在致用的招牌下奔竞利禄。而刘师培经学研究的特色在于，他一方面以经书作史料研究上古时期的社会状况，一方面将进化理论引入经学诠释。他经过研究认为上古时期远不像先儒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较为落后的时期，尽管这种观点古人已有提出，但刘师培在晚清时代重提此说，则是别有新意。
    章太炎中年以后改治《易》，后又治《礼》，刘师培背叛革命后长期陷于政治漩涡中，学术研究已感力不从心。在晚清时期，章太炎的经学论著不多，经学见解多散见于讲义、书信、政论中，他早年撰写过《春秋左传札记》（又名《春秋左传读》）。另外，著名的《訄书》中也有经学见解。而刘师培著有《周末学术史序》、《经学教科书》、《群经大义相通论》、《孔子真论》、《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
    （二）章太炎、刘师培的诸子学研究
    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主要作为儒家经学研究的参考而保存下来。咸同年间，曾国藩倡导诸子研究，此后攻治者日众，其中曾国藩的学生、章太炎的业师俞樾的成就最大。附带指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诸子研究是与其儒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其心目中，无论是儒学、还是墨学、道学，都是先秦学术中的一种；无论是孔子、还是墨子、老子，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员。
    章太炎、刘师培的诸子学研究其思想成就要大于其学术成就，其研究对于打破传统，拆散偶像，重建近人眼光之下的古代思维世界，功绩巨大，但在建立学术体系上尚嫌不足，当然，这与当时对古代社会情况了解不多有关。直到民国初年，中国上古新史料的发掘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取得突破之后，才为诸子学的深入提供了条件。
    在诸子学研究方面，章太炎著有《原儒》、《原道》、《原名》、《原墨》、《明见》、《订孔》、《原法》、《论诸子学》等文。刘师培在晚清时期著有《周末学术史序》、《荀子补释》、《晏子春秋补释》、《白虎通德论补释》、《墨子拾补》等。这些著作很受学者们的称道。
    在晚清时代，章太炎治荀子，重法家、道家，这些研究又与其儒学研究相联系，刘师培治墨家、法家、道家，二人各有千秋。他们都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论，但章氏更强调诸子学说的独创性，刘师培强调诸子学说的文化特征是礼制。在研究角度上，章太炎多从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并多运用实证的方法，而刘师培则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从事研究，降端方后，刘师培也转而注重考证，做出了一些成果。另外，他们由诸子研究而推及秦汉学术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
    （三）章太炎、刘师培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国粹派重国学，而历史又是国学中的大宗，故章太炎指出：“国粹以历史为主”[12]。他希望以历史来激励人民的爱国心，以历史来启发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史学思想上，章刘二人大同小异，但若论史学成就，则刘师培要略胜于章太炎。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界掀起“史界革命”，批判封建旧史学，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对此，章太炎、刘师培均是赞同的。章太炎撰写《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一组文章，开始构建其史学理论。他认为封建史学缺乏理想，文明史不详，真实性可疑，主张改革史体，扩大史家视野，提高史学理论水平。他认为史学可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培养人民的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8]（P371）。刘师培对此基本上是赞同的，他也注意以历史来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情绪，强调以进化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和章太炎不同的是，他强调以史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