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末15世纪初，伊斯兰文明终于挣脱蒙古贵族一百多年统治的桎梏，在与草原文明融合的新基础上刻划出了中亚历史上光彩熠熠的一笔。史称“中亚复兴”。对它出现的原因，国内外史学界都少有专论，本文拟对此作点粗浅的探索。
    一、中亚复兴的历史需要为自己造就了帖木儿
    14世纪末，中亚出现了一个可与成吉思汗媲美的人物——帖木儿。在他的统治之下，崛起的帖木儿帝国将中亚引入了一个复兴的历史阶段。他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催化剂。帖木儿的家族属于巴鲁刺思部，跟着成吉思汗来到伊朗。但到帖木儿父亲时，虽还拥有异密的称号，但已与这个部落“没有紧密的亲戚关系”①。家道也中衰，“畜从骑不足五人”②。有说帖木儿是牧羊人兼作强盗出身。这种低微的出身和充满挑战的经历，造就了帖木儿的强烈的权力欲和扩张野心。
    首先是“权力对他有着巨大的诱惑力”③。在那封建割据、战争纷乱的年代，帖木儿处在低微的地位，深深感到权力的重要，而蒙古贵族统治的不断内讧又向他展示争夺权力的机会。于是他“以专心致志的热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敢追求他的目标。”④当他获得部落的权力，进而取得了整个河中的统治权之后。这种权力欲望更变成一种勃勃野心。他经常重复这样的诗句：“就象天上存在一位上帝那样／地上应该有一位皇帝／整个世界只应该有一个皇帝。”⑤帖木儿无时不在建立对全世界的统治。正是这种统治世界的权力欲望将他推向了中亚复兴的历史舞台。
    其次，好战的性格和耐战的毅力使帖木儿能脱颖而出。在第一次进攻蒙兀儿斯坦时，他的部下用和解方式来结束战争，而帖木儿“极不满意自己的将领，竟如此松地放过敌人。⑥于是亲自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接着又进攻花刺子模，显示了“他不爱饮宴爱兵戎”⑦的性格。
    在战斗中，“他攻击迅速，行为可怖，以生命为儿戏，在他看来，征服本身就是目的”⑧。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征战的一生，“每年夏季出征，返回首都过冬”⑨。正是以这种坚韧的毅力和残酷的征服，帖木儿才建立起了一个中亚大帝国。
    最后，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原是帖木儿将中亚引上复兴的心理因素之一。帖木儿都撒马尔罕后，他就决心要把该城及他的家乡渴石建成世界上最美好繁荣的城市。为此，他搜刮整个穆斯林世界乃至东西方的艺术精华和人才。他特别尊重有学问有技能的人，每征服一地总是把这些人才保护和利用起来。
    帖木儿之所以崇尚科学文化，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特殊的历史时代精神在他身上的集中反映。从13世纪末起，中亚尽管是纷乱时代，但不少地方君主为了加强统治和标榜自己，便招揽、奖励文人，甚至达到互相攀比的程度。这种历史风尚的惯性对虚荣心极强的帖木儿无疑是一种催化剂。因此他热衷于将经过蒙古统治近两百年压抑的伊斯兰文化，在与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基础上振兴起来。另一个因素则是在于帖木儿个人性格了。他从小聪颖，“有文武才”⑩，通晓突厥文和波斯文，后来在长期的流浪奔波和军事活动中，又同知识界多所接触，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并认识到科学文化的作用。所以他喜欢接纳学者文人。
    由于帖木儿所处的时代正是中亚复兴的前夜，这种历史发展的条件必然造出他这个中亚振兴的历史人物。
    二、农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是帖木儿实现中亚复兴的根本原因
    帖木儿在河中崛起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南征北战，使中亚出现了一个统一复兴的局面，这是中亚两种社会经济斗争的结果，是中亚新的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不仅仅决定于帖木儿的个人意愿。
    帖木儿之前的察合台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中封地最大，种族和部落最为复杂，生活方式亦极不一致的一个汗国，也是中央集权程度最差的国家。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部落出现了两种发展的趋势：一些军事贵族受农业经济影响，与定居的塔吉克和突厥封建主融合，逐渐向定居过渡。他们以“苏尤尔加”的封地形式对直接生产者实行地租剥削。随着封建和生产力的发展，中亚农业经济在蒙古骑士的铁蹄下逐渐复苏。过去荒芜成草地的良田又开始复垦。农业封建势力也日愈强大。尤其是14世纪20至30年代，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从七河流域迁居河中地区，更加强了这种趋势的增长。在河中他们还接受了伊斯兰宗教。而另外一些蒙古宗王和贵族则顽固坚持生活在草原上，拒绝定居从事农业，也不愿信奉伊斯兰教。这两种趋势的两极发展和斗争从13世纪中期就逐步激化，结果导致了14世纪察合台汗国的东西分裂。这实质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决裂。河中显然成了农业封建主势力的中心。这就是帖木儿帝国得以崛起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河中农业经济由复苏走向发展，地方割据严重，他们与中央集权的政策相对抗。斗争的结果是地方割据首领获得更大势力。汗的权力在逐渐衰微，加上汗族内部的争位斗争也十分激烈，（11）就严重削弱了蒙古族的政权。帖木儿作为巴鲁刺思的成员。“无论在血缘、语言、信仰、习惯和文化等方面，都完全是一个突厥人”（12）。历史已把他变为农业封主经济集团中的一员。而他所属的部族从河梨算端时期起就在河中日益强盛起来，并发展到可以任意废立汗王。尤其是迦兹罕，他挟持傀儡汗与东察合台完全分裂，力图建立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政权。可以说，他是帖木儿的前身。帖木儿的发迹，一方面得助于迦兹罕，另一方面是他在“作为替各国公爵服务的雇佣军长官”（13）时，就极力注意拢络当地大富人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由此赢得了整个农业封建主阶级的支持。帖木儿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一反其祖先的游牧传统，而倾心于实现建立定居农业区的计划。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花刺子模苏非王朝提出柯提和希瓦两地的领土要求。此后30年他又都是致力于向南、向西农耕区的领土扩张。同时进行封建土地分封。他这样做对中亚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中亚的复兴无疑起有客观的作用。伊莱来斯对此就曾有过中肯的评价，说他“抵制了那些游牧部落，使中亚最美好的地区没有全部沦于他们的铁蹄之下。要是没有帖木儿的抵制，当时陷入野蛮状态的日子恐怕就要更长了。其后果也会更严重”。（1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帖木儿使正在复苏的中亚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才使中亚出现了复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