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巩固的河中政权是帖木儿实现中亚复兴的权力支柱
    在帖木儿崛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一是西察合台汗国本身内部政治体系上的封建割据性；二是在汗国周围也存在许多割据势力集团的避难所。帖木儿在统一河中时曾利用过这两个因素。当他统治河中后，就不能再容许这两个因素的存在。于是他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方面他将那些失去首领的部落进行收编改造，并将所有部落首领们从同盟者改为臣属。为此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到1380年，内部再也没有能与帖木儿抗衡的部落旗队了（15）。另方面，帖木儿在消除内部割据势力时，有意将矛盾引向外。通过不断地战争，到1383年，已将花刺子模、蒙兀儿斯坦和呼罗珊等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避难所的据点一一铲除。尽管在东、北还有两个有着雄厚人力、物力和正统观念支持的大汗国始终在虎视眈眈，但河中政权已基本统一，为巩固和繁荣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帖木儿对国内实行了如下有效的治理。
    首先，他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有效运转的专制统治。帖木儿的国家是一个由直辖地、原伊朗地方诸公国和游牧部落地区组成的一个联合体（16），为了在这个基础上推行封建专制制度，他第一步就是打击蒙古贵族旧势力，剥夺了他们的采邑，把土地赐与寺庙或“售诸平民”，以培植自己的统治势力。之后，帖木儿即着手以法律上的改革来确立自己的专制。他将蒙古旧法与伊斯兰旧法相揉合，炮制成符合自己专制需要的新法，使之既能让游牧的蒙古部落接受，又着重保护了伊斯兰农业封建贵族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新法律使帖木儿摆脱了君主“当受国法裁制”的束缚，成为了只向真主负责的专制君王。与法律相适应，帖木儿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专制行政机构。尤其是驿站制的建立，使“当地官员奉命后，莫不迅速执行”。
    其次，帖木儿实行了有效的吏治和法治。帖木儿标榜要建立一个“没有幸臣的统治”（17）。不仅在战争中赏罚分明，而且对那些政府中赎职者也特别严惩。一个通译因未按时通知西班牙使团赴宴，也被穿鼻流放“以作玩忽职务者戒”（18）。对贪官污吏，帖木儿也很憎恨，他曾当众绞死了贪污的撒马尔罕省长底纳。“帖木儿执法如此严正，震动此间各界人士”（19）除了吏治严明，在他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中还充分体现了严明的法治。他每次出征，军中置有法官多人，随时接受诉状。他还将民、刑事及行政诉讼分开，“如此，帖木儿境内司法，有条不紊，职责之划分，极为清楚。”（20）特别是帖木儿把法治用于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以严法惩治屯积居奇的奸商和哄抬肉价的屠户。在帖木儿的法治之下，“撒马尔罕城内治安，极为良好”（21）。
    再次，帖木儿比较注重国内经济建设。他的口号是“真实安泰”。为发保障其扩张实力，他致力于建成一个经济强国。其主要措施：第一是采取强行徙民的办法来增加河中的劳动力，扩大耕种面积和生产能力。河中是帖木儿的根据地，也是他向外扩张侵略的依托。每次征战，他都移来一些俘虏和大量被征服地的居民，充实其境内劳动力，使之增加10万以上的人口。造成了繁盛之村落甚多的经济局面。在这里“小麦、果品以及葡萄之类莫不出产，至于各种家畜，亦多肥美……虽有帖木儿的大军数十万驻扎此间，每羊之价（折合目前土耳其银币）亦不过一元五角。至于面包、大米、到处丰足”。第二是加强税收管理。对于新征服的地区，帖木儿一般保存原来的征收赋税制度，赋税在原则上应缴纳收获物1／3或1／4。收税员额有限制，赎职者重惩之。对游牧部落，赋税也不疏漏，如麦德地区的库尔特人“每年向帖木儿纳驼三千，羊一万五千为赋税”（22）。同时，帖木儿还十分注重商业税的征收。其中仅南铁门和北铁门两关卡的抽税，其数目就在政府财政收入上占重要地位。此外，帖木儿还很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注重公共工程的建设。在国内修建了许多学校、建筑物和水利工程。为了加强与东西方的贸易，他注重了市场和商业的建设。尤其是在印度同伊朗东部间，开辟了一些陆上新商道，给商贸带来了很大便利。同中国内地商贸交易也很活跃，他还实行优待商人的政策，促进了当时商贸往来和经济交流，使撒马尔罕成为中亚最大的国际市场。
    当然，帖木儿所有这些巩固政权的治国措施并没给人民带来多大实惠，但他所造成的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国内这种小气候就为帖木儿复兴中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实力。
    四、有利的国际局势为帖木儿的中亚复兴提供了外部因素
    帖木儿之所以能纵横捭阖于中、西亚，把中亚伊斯兰文明引上一个振兴的阶段，除了内部原因外，还在于他把握了有利的国际局势这个外部因素。就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
    东方的蒙兀儿斯坦，这是他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最主要的劲敌。蒙兀儿斯坦在秃黑鲁帖木儿时期可说是较为强大的，经常侵略河中。秃黑鲁帖木儿死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帖木儿统一了河中，而蒙兀儿斯坦却因哈马儿丁发生叛乱自潜汗号而陷于混乱状态。把握这有利的形势，帖木儿首先就发动了对蒙兀儿斯坦的进攻。他之所以敢于立足未稳就这样做，除了蒙兀儿斯内部的分裂外，整个蒙古统治的全面崩溃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当时钦察汗国已自顾不暇，伊利汗国也不成为汗国。尤其是中国发生了朝代更替，蒙兀儿斯坦失去了原来可依赖的元朝宗主，又还没有与大明朝确立关系。帖木儿钻此空档，不断对蒙兀儿斯坦发动攻势。
    北方钦察汗国方面。从14世纪起就逐渐分裂为蓝帐和白帐两国。60至80年代，白帐逐步强大并开始了吞并蓝帐的战争。而白帐内部又因意见不一发生仇杀，脱脱迷失逃奔帖木儿，给了帖木儿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挑起钦察的内争，而使其削弱，也为了加强自己在白帐的影响，帖木儿决定尽力支持脱脱迷失。在策略上帖木儿既采取了直接参战与白帐作对，又采取了扶植傀儡取渔翁之利的计谋。只是后来因脱脱迷失的背叛，才把他卷入一场长期的疲劳战之中。但可以说，钦察的分裂局面还是给帖木儿早期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的。
    在南方印度方面，其形势更是有利于帖木儿。帖木儿在河中崛起时，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则迅速走向衰落。在位的菲罗兹恢复“扎吉尔”制度，削弱了中央集权，贵族们变成了割据势力，南部叛变几乎定期和接连地发生。这时印度整个统治阶级已走向腐败，军队为奴隶所充斥，这种毫无斗志的军队已成为危及国家命运的一个潜伏根源。同时，宗教矛盾也十分尖锐。费罗兹是正统的逊尼派教徒，他不仅迫害印度教教徒，而且还迫害什叶派和其他穆斯林“异教徒”。这种迫害政策激起了宗教反抗。费罗兹死后，“诸子互争王位，互相杀伐……各省纷纷独立，成为无中央政府的状态，如此扰攘者十年之久”。（23）曾经统治整个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已走向瓦解。而蜷缩在德里的马茂·沙二世是个弱主，在其宰相的股掌之间无所作为。正因为此，贴木儿才能长驱直入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