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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法、德等列强有意纵容和国内一片沙文主义论调的鼓噪下，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就迫不争待地着手实施炮制已久的远东政策。乌赫托姆斯基作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代理人和素有“远东政策灵魂”之称的财政大臣维特的得力助手，数次进入我国东北及内陆地区，游说于清政府的上层人物之中，忠实地执行着沙皇政府的秘密使命。
    1891年开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工程到1895年已修筑到外贝加尔，按原设计方案，该铁路的下一段将绕过中国北部边境，与先期开工的东段铁路相通。但财政大臣维持认为，这条铁路若能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仅能节省费用，缩短工时，而且最重要的是“能把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1895年底，维持派刚刚就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职务的乌赫托姆斯基前往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结识那里的官员，再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就铁路问题与清政府进行试探性的谈判。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俄国铁路，无疑是侵犯了中国主权和违背中国人民意志的，清政府不敢贸然应允，对乌赫托姆斯基的请求予以拒绝。但乌赫托姆斯基仍是不虚此行，因为他在北京结识了显赫人物——李鸿章，并对这位官居北洋大臣兼直录总督的要员的品行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次中国之行的失败并未使维特和乌赫托姆斯基善罢甘休，因为他们还有一套贯于使用的手段，那就是“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重金贿买”。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在莫斯科举行登基大典， 清政府将派李鸿章做为代表参加。维特和乌赫托姆斯基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利用乌赫托姆斯基与李鸿章的关系，在彼得堡与历来主张“联俄御日”的李鸿章进行谈判，必要时使用贿赂手段，在铁路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乌赫托姆斯基在3月底觐见了沙皇， “并且谈到了关于接待（李鸿章）和必须在他赴俄国途中与他秘密亲近问题的最重要要点”，尼古拉二世对此表示同意。4月初，乌赫托姆斯基动身到苏伊士河口迎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行前维特向他“概要地叙述了与中国特使进行会晤的计划，并且赋予全权，让他在谈判过程中向使团随员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或者通过他们向他们在北京的朋友和盟友慷慨许诺。4月12日，李鸿章一行到达苏伊士河口，乌赫托姆斯基热情欢迎，“后来尽管李鸿章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港口，但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抵达俄国港口敖德萨，然后换乘特别快车直达首都彼得堡。途中近十天里，乌赫托姆斯基与李鸿章进行了“最为秘密的接近”，并暗示：如果李鸿章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与“俄国诚意合作”的话，他将“得到应有的报偿”。路上乌赫托姆斯基还注意与李鸿章的“随员中那些特使的亲信搞好关系，以便日后得以消除某些不可避免的棘手之处”。
    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后，立即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进行正式谈判。由于事先有了乌赫托姆斯基的暗示，李鸿章早已心领神会。因此谈判进行的颇为顺利。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约》在彼得堡签字，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具体修筑事项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6月4日，维特和乌赫托姆斯基分别代表财政部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签署一份议定书，内称：“为便于进行开办中东铁路的谈判，并为便于实现该事业，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处特做如下规定：拨出一笔总额为三百万卢布的钱款，做为修筑铁路的自由支配费用……。”这笔巨款后被冠以“李鸿章特别基金”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用来收买李鸿章的贿金。《中俄密约》的签订和中东铁路修筑权的攫取是沙俄在远东争霸中取得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乌赫托姆斯基在其中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了，因此，事后尼古拉二世称他为“联朝能干之士”。
    1896年9月，中东铁路公司成立，乌赫托姆斯基担任董事会俄方董事， 把握实权。按照议定书的规定支付给李鸿章第一笔贿金（100万卢布）的日期已到， 但如果直接把钱汇到上海李鸿章家中，“指明交给某人，就容易泄露机密，引起李氏一家惶恐不安，并使盟友们对我们冷淡起来。”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准备亲赴上海，“亲手如数付款”，并趁机向李鸿章提出继续延长中东铁路，使其得以与中国北方铁路相通，直达“黄海某港”的要求。1897年5月，乌赫托姆斯基秘密抵达上海， 他“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经过中介人璞科第（华俄道胜银行高级职员）顺利地支付100万卢布，李鸿章答应在南满铁路支钱问题上尽力。1897年7月31日李鸿章关于将中东铁路延长至奉天、大连的奏折得到清帝光绪的批准。乌赫托姆斯基此行收获仍是不小。
    1900年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军队抢先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沙皇政府准备抢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前，单独与清政府谈判，以期取得更大利益。6月间维特、乌赫托姆斯基与李鸿章进行了频繁的电报联系，就单独谈判的事宜进行了最初的意向性协商。7月13日，李鸿章给维特打电报， 声称：“乌赫托姆斯基若同意尽快莅临”，他“可与之商定挽救局势之方法”。7月16 日尼古拉二世特别召见维特和乌赫托姆斯基，三人进行了密谈，沙皇还下令从国库中拨出二百万卢布做为乌赫托姆斯基中国之行的费用（其中包括给李鸿章的第二笔100万卢布贿金）。
    乌赫托姆斯基9月21日抵达上海，李鸿章刚刚复任直隶总督，已去北京就职，由他的儿子李经方接待。李经方首先对俄国政府未能按规定支付第二笔贿金表示不满，后又转达李鸿章的意见，即如果俄国“在用武力占领中东铁路后，若宣布原则上不把该地区据为己有”的话，那么清政府将向俄国“分期偿付战争和破坏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准备把与俄国毗邻的蒙古和喀什噶尔的资源无条件交给俄国开发经营，并准许俄国往那里大批移民。”但乌赫托姆斯基认为与官卑言轻的李经方谈判毫无意义。他决定北上天津，在那里直接与李鸿章会谈。他向维特请示：为使谈判成功，就需要“往他（李鸿章）的嘴上抹点油，现在就付一点钱，不然老头子会不相信，我们打算在某时，即便是逐渐地，按他效劳的程度来履行诺言（如数付清三百万卢布的贿金）”。但维特却认为，李鸿章刚刚官复原职，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对朝廷发生大的影响”，因此在未“弄清他在行将举行的谈判中担任什么角色，以及总的事态之前”，不能付给他任何钱款。结果李鸿章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天津，乌赫托姆斯基与李鸿章的谈判进行的很不顺利，李鸿章表示：他已就中俄单独谈判和媾和事宜尽“一切可能，不断上奏，声言尽快与俄国缔约是何等重要”，但是在清政府中赞成此原则的仅他一人而已，他本人无能为力。谈判终于11月27日不欢而散，乌赫托姆斯基空手而归，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很不满意，俄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对他发出一片指责之声。乌赫托姆斯基在俄国宫廷中开始失势，最后随其主子财政大臣维特在1903年的去职而退出俄国政坛。
    乌赫托姆斯基的政治活动几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政策相始终，沙皇政府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和渗透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认真研究乌赫托姆斯基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有助于我们搞清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政策的脉络、实质和特点。
    【参考文献】
    [1]马洛译莫夫：《俄国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
    [2]杰拉维奇：《俄国远东政策第一世纪》，商务印书馆。
    [3]佩尔斯：《我对俄国的回忆》伦敦，1931年馆。
    [4]格林斯基：《日俄战争序幕》俄文馆。
    [5]《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商务印书馆。
    [6]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