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美苏英法四国首脑聚会日内瓦，是自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以来的首次东西方最高级会晤。日内瓦首脑会议讨论了德国和欧洲安全、裁军以及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按照原定设想，与会国首脑并不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或作出决议。因此，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它的唯一意义就是东西方对话的重新开始。那么，以苏美为主的东西方大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尖锐冷战后重开首脑对话的目的何在？这次首脑会议又是如何提上历史日程的？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看清战后东西方第一次缓和的来龙去脉，掌握50年代前期国际关系变化的核心和趋向。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之际，国际形势和东西方关系仍处于剑拔弩张状态。朝鲜半岛上枪炮声尚未沉寂，印度支那半岛上更是兵火连天。在欧洲，东西方围绕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外交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此后不久，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向苏联新领导人伸出橄榄枝，他在4月16 日的一篇演说中说，“随着斯大林去世，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4月25日， 苏联《真理报》破例地转载了这篇演说。5月11日，在英国下院辩论外交政策的会议上， 丘吉尔首相强调苏联政府易人的意义，正式提出举行四国首脑会议的建议。丘吉尔首倡召开四国首脑会议事出有因，那就是当时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迫切希望举行一次东西方大国首脑会谈以打破美苏核对峙局面。
    二次大战后，美国一度独家拥有原子弹。为推行对苏“遏制战略”，美国于1949年4月签署北大西洋公约， 欧洲遂成为美国对抗“不断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第一道防线。面对战后苏联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北约初期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某种“威慑”概念之上的。北约组织逐步建立起来的常规部队，主要起着“绊脚索”作用；倘若苏军向西欧推进，触动“绊脚索”，那就表明苏联进攻意图的严重性，美国战略空军就动用核武器打击战场上的战术目标及苏联的要害目标。因此，在美国尚垄断核武器时建立的北约组织曾给西欧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感。1949年3月24日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称北大西洋公约将掘出一道壕沟，“欧洲人民在这道壕沟后面终于能够平安无事地耕耘土地了”。①
    然而，这一依靠美国的核垄断威慑对手的构想很快就破灭了。1949年9月，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西欧政治家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他们不仅对美国是否会为了西欧而冒同苏联打核战争的风险存有疑问，而且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更害怕在一场核冲突中苏联会拿西欧开刀。西欧国家不得不面对它们已被置于第一线这一不愉快的事实，而最忐忑不安的国家则是英国。由于1948年英国允许美国的B—29轰炸机进驻该国， 后来这些轰炸机都装上了美国的核武器，英国实际上成了美国战略部队的前哨基地，顿时成为一场核交锋中首当其冲的目标。故此，早在1950年初，丘吉尔即在爱丁堡的一次讲话中说：“我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办法为我们的安全建立起比这个冷酷阴沉的原子弹平衡更崇高和更令人敬畏的基础……，我不禁产生了与苏俄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想法。”②丘吉尔认为，斯大林的去世给西方提供了与苏联新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良机。首脑会谈既可以打破东西方冷战对峙局面，使世界特别是西欧国家免受核战争威胁，又可以让西方掌握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让苏联新领导人了解“西方领袖的素质和脾气”。
    对丘吉尔发出的倡议，苏联政府虽然有心缓和紧张局势，准备就陷入僵局的问题与西方进行谈判，但由于斯大林辞世未久，国内事务缠身，一时还无暇顾及。美国政府虽然表示有兴趣，但反应谨慎。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在参加首脑会议之前，一定要看到与会各国抱有“良好愿望的证据”。其实这是以大国首脑对话作为筹码，促使苏联在结束朝鲜战争、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签署对奥地利和约以及裁军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国务卿杜勒斯则直接了当地反对举行首脑会议，理由是不能让苏联借会议来证明它与西方大国的平等地位和提高“斯大林继承者”的身价。
    自1953年春夏之交起，希望“与西方在和平共处原则上达成协议”的苏联政府为示人以诚，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关系的具体行动，如声明放弃对土耳其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汗两地的领土要求、与奥地利将各自设在对方的政治代表团升格为大使馆、与以色列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以及释放并遣返德日意三国战俘和平民。其间，苏联于1953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打破了美国自1952年11月以来对氢弹的垄断，为苏联的和解行动壮了声威。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缓和东西方冷战气氛也作出积极姿态。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说时宣称，美国准备与主要有关国家举行秘密会谈，以寻求一个能让人接受的、限制原子军备竞赛的解决办法。1954年1月， 美英法三国外长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柏林举行了他们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谈。杜勒斯为商讨原子能问题又与莫洛托夫多次会晤。国际气候的这一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分别于1953年7月和1954年7月结束，大大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大国着意推行缓和外交，除了避免核战争危险这一原因外，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