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等西方大国来说，德国问题和欧洲局势明朗化也意味着与苏联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已经成熟。西德成为主权国家和西欧联盟及北约组织的成员国，一方面可以打消西德对美英法三国会以牺牲德国利益为代价去同苏联谈判的顾虑，另一方面加强了西方国家在军事政治上的表面合作，因而能够消除某些舆论对苏联会借首脑会议分化西方阵营，以达到把美国势力逐出欧陆和使西德重新武装流产的担心。
    欧洲的美苏分治格局形成后，东西方大国仍希望在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西德重新武装和东西方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欧洲相互对峙局面形成前后，苏联对解决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的目标如一，只是策略有所不同。在此之前，苏联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占领军撤离德国，在缔结对德和约前保证德国中立化。在此之后，苏联希望在德国重新统一前，东西德可以成为两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取消两大军事集团，建立全欧安全体系。显然，苏联的目的在于争取西方国家承认德国的领土现状和东德的合法地位，并最终使德国中立化和把美国挤出欧洲。在西德重新武装并正式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后，尽管美国等西方大国从客观实际及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角度出发，越来越倾向于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现状，把西德自立国以来一直坚持的统一德国的要求往后推，但为了把将成为北约组织支柱的西德牢牢地拴在西方阵营，又不能不在表面上支持西德的德国重新统一条件，即德国必须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统一德国有权加入北约组织，同时认可西德所坚持的德国重新统一是东西方缓和的先决条件的立场，即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不可分割，只要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就不应该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可见，双方的立场有如南辕北辙。可以说，50年代中期，德国问题成了东西方缓和的最大障碍。德国问题不解决，东西方大国难以和睦相处。而要在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上找到某种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东西方大国就必须先行妥协，以“对话”代替“对抗”。
    1955年上半年，世界战略形势与两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核军备发展上奋起直追，相继掌握了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加之美苏核竞赛正进入由简单拥有核弹头到发展运载系统这一重大转折期，双方即将拥有远程导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首次承认美苏之间“相互威慑”战略格局开始形成，即美苏在核摧毁力方面已处于僵持局面，从而使双方在任何利益冲突中都不会故意选择核大战的道路。而另一方面，由于杜勒斯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以及在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中挥舞核武器等行径，核战争的危险却越来越真切。一边是，美苏两国认识到，在双方均掌握热核武器且即将拥有洲际导弹的情况下，唯有和平共处方能避免一场最具毁灭性的战争。而另一边是英国等西欧国家对一场将陷世界于火海的热核屠杀充满了恐惧。结果，“人们普遍明白了一场核战的含义，于是有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来打破僵局，此其时矣。”④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更是世界事务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表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群体已经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宣告了西方列强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万隆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为打破冷战僵局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在被美苏冷战搞得乌烟瘴气的国际气候中象是一股和煦的东风，使人们顿感清新和温暖。亚洲新兴独立国家在会议上庄严宣告有权以平等地位参与世界事务，在“世界的普遍安全”、世界经济“由白人控制”、东西方集团间的冷战以及核战争威胁等问题上决不再这样或那样听命于大国安排，这一正义呼声极大地震撼了一直操纵国际事务的英法这样的旧帝国和美苏两大强国。面对万隆会议精神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感召力，东西方大国为了继续主宰世界事务，就不能不向世人显示，它们对困扰着世界的冷战和核战争危险，以及促进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等问题的关心并不亚于亚非国家，唯有它们这些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大国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决定世界的命运。在大国首脑们看来，为了贬低和削弱万隆会议的意义和影响，影响公众舆论比取得外交突破更为重要。
    作为对欧洲局势和世界事务中新出现的这些情况的反应，1955年初夏，法国总理富尔、英国新任首相艾登，以及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都希望立即安排一次最高级会议。艾森豪威尔则故作姿态地表示，如果其他大国对会议真正感兴趣，美国准备移樽就教。杜勒斯也不再阻挠最高级会议，只是提醒他的老板，在不得不与苏联领导人合影时，一定要“保持严峻的面容”。⑤
    综上所述，50年代中期，东西方大国首脑谋求对话的重要动因是避免危险的核冲突、经济上相互需要、对抗万隆会议精神，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以及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美苏两国特别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是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提上历史日程的实现条件。战后10年核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等因素，促使美苏为主的东西方大国以“和平”取代“冷战”，重开首脑会议以打破东西方关系通道上的坚冰。但在50年代中期乍暖还寒的国际气候中，东西方真正缓和的条件远未成熟。在四大国首脑踏上通向日内瓦之路时，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正沿着自冰岛、格棱兰岛、挪威，穿过中欧，东南欧和地中海，直到北太平洋呈弧形线摆开。美国自恃强大不愿让步，苏联追求美苏合作但妥协的余地有限，东西方大国甚至在会议开幕前就熟知对方在裁军、德国和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因此，这次差不多只是一种真诚的姿态的最高级会议收效甚微就毫不奇怪了。所谓“日内瓦精神”并没有结束冷战，也没有解决苏联和西方面临的任何严峻问题。由于在首脑会议上一无所获，美苏随即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张影响，以增强自己在对峙局面中的地位。日内瓦会议后1年多，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东西方冷战进入一个新的严寒期。
    注释：
    ①②［美］诺曼·A·格兰伯纳《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从威尔逊到里根的写实主义评价》，达那华，1984年版，第150、160页。
    ③《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受命变革》，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71页。
    ④［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F·沃尔《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⑤［美］劳伦斯·S·韦特纳《冷战、美国——从广岛到水门》，霍尔特、瑞纳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