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唐的关系得到改善并发展了彼此的友好关系。恒逻斯战役之后，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750 年阿拔斯朝替代了倭马亚朝的统治。新王朝建立之初，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倭马亚朝残余势力在瓦西兑城抵抗了11个月之久；叙利亚不断掀起骚乱；阿里派在推翻旧王朝的大起义中出了大力，但未曾分享一点成果，哈桑的两个重孙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外号“纯洁的灵魂”）发起暴动而遭到镇压；孙巴德起义和吴斯塔兹西斯暴动也先后失败。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这一切无疑大大削弱了阿拔斯朝对外扩张的实力。它除对拜占廷帝国进行过一些军事行动外，已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从唐朝来看，怛逻斯战役结束后仅四年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国势由盛转衰。而此时吐蕃再次强大，成为和阿拔斯朝争夺中亚的死敌，于是才有787 年李泌向德宗建议联合大食以抗击吐蕃一事。永徽二年（651）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来唐， 中阿两国正式开始了外交来往。由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有39次之多，中阿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七至九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如下：
    一、中亚地区政治新格局的确立。
    广义的西域，包括天山以西广大的中亚地区。自张骞凿通西域以来，它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在唐代又成为唐的属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中阿两国对中亚地区的争夺以唐的失败而告终。中亚地区成为哈里发帝国的行省，并逐渐伊斯兰化。阿拔斯王朝后期，这一地区形成了几个小王朝，但伊斯兰教在这里已深深扎下了根，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胜利大大有利于它向中国的推进。我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也与此有关。后来，苏菲主义从中亚、新疆传入我国西北甘宁青，为西北地区门宦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二、伊斯兰教之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现时通行说法定于永徽二年，但也有争议，至今仍未定论。但唐朝为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初传时期，这是无可争议的，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和发展与在中国落户的阿拉伯人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中亚人有关。唐都长安是当时东西陆路贸易的中心，四方商人云集。《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赞曰：“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K5D406.JPG}街充斥。”(11)广州、扬州等地也有大批蕃客居住，这些人保持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进行其宗教生活。这在《苏莱曼东游记》中有所记载。除蕃客外，一些在华落籍的士兵，被海盗掠夺贩卖的人员，也成为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的因素。八世纪之初，有许多十叶派穆斯林和阿里的后裔因逃避倭马亚王朝的迫害，经呼罗珊逃到中国长安作了牙客。直至近代，西安仍有不少回民从事牙客经纪、珠宝行业。在陕西格底木的宗教习俗中还可看到一些十叶派礼俗的蛛丝马迹(12)。
    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已有了一定认识，当时人们称之为大食法。在唐代汉文典籍中对伊斯兰教介绍最为详细、正确的是杜环的《经行记》，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重要资料。
    三、密切了中阿两国的经济往来。
    阿拔斯朝的建立为阿拉伯民族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把自己的政府称为“道莱”（dawlah，义为新纪元）。阿拔斯朝以军事合作开始，伴随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为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曼苏尔于公元762年选定巴格达作为帝国的新都时就这样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13)。有唐一代，大批的阿拉伯和波斯商队沿着呼罗珊大道往来于巴格达和长安之间，络绎不绝；在海路，则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条商路，学者们誉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巴格达是西亚的国际贸易中心。它的码头上停泊着几百艘各式船只，其中就有中国的大船；它的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还设有专售中国商点的市场。唐政府鼓励发展对外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市舶司管理外贸。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斯欧迪（卒于公元957年）就曾这样描述广州的繁华：“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这条大河是流入中国海的。城与海之间，相距六七日的途程。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它国家的船只，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人”(14)。《旧唐书·李勉传》中也提到：“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来年至者四千余”(15)。唐时广州海外贸易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另据《新唐书》卷一四一《邓景山传》记，至德初，田神功兵乱扬州时“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16)。文宗太和八年（834）还上谕：“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7)。这是文宗对蕃客来华贸易制定的一项保护性政策。阿拉伯商人为发展印度洋航路贸易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土地上留居不归，娶妻生子，其后裔成为回族的先民，是中国回族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大大促进了中阿人民的文化交流。
    中阿两国从唐代以来文化技术的交流不断扩大，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世纪早期，隋唐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为亚洲的三大文化体系。中外文化技术交流是多方面的。
    怛逻斯战役后，中国俘虏中的造纸工匠将造纸技术传入阿拔斯朝。后又传到非洲和西欧。十二世纪前期的阿拉伯作家马卫集（约卒于1120年）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唯制造精美纸张的技术尚留于撒马尔罕。”卡特也持此见。中国造纸技术的西传对西方文明发展推动极大。
    唐代瓷器大量外销到了西亚。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奥波拉、希拉等遗址有龙泉瓷出土，萨马拉、巴林、福斯塔特都有此类瓷器出土。中国陶瓷的外传，促进了阿拉伯地区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在进口三彩陶瓷的九至十世纪，在埃及就出现了仿制的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纹陶器，白瓷输入之后就仿制了白釉陶器。越窑瓷的埃及仿制品称为黄褐釉线刻陶器”，“波斯在八至九世纪，从中国输入了唐三彩、邢州白瓷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华丽的所谓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和白釉蓝彩陶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