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70年代是俄国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成为俄国思想解放的主题，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一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十二月党人在少年时代大多都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手笔。而且俄国的先进思想家的著作也启发了他们的思想，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使十二月党看到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黑暗暴虐。1812年战争后，十二月党人远征法国，亲身体验到那里的民主气氛，看到了落后的俄国与革命后的西欧的差别，从此公民民主和人民主权的思想战胜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十二月党人就很难形成超出俄国现实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世界观。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说过：“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与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⑥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成为十二月党人在制定其政治纲领《俄罗斯真理》时仿效的蓝本。在这部光辉的文件中，浸透了法国启蒙思想，它宣布在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及等级制度，建立议会和民主共和国，俄罗斯农民充分享有言论、信教、出版、财产、迁徙等人身自由。然而十二月党人虽然意识到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并对“自由”、“民主”思想做了热情地宣传，但是“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作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准备”⑦，这场运动最终失败。
    十二月党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专制黑暗的俄国传播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以自己的鲜血和牺牲唤醒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⑧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中，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和巴枯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者成长起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先进思想、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研究圣西门、傅利叶，研究《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更切合俄国社会的实际，他们的理论更立足于俄国解放运动。他们认识到“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⑨，号召人民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他们在思想和理论上又比十二月党人前进了一大步，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指出了“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将来临的社会主义过渡，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⑩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主观意识层面上表现为试图坚决抛弃传统，接受新观念，然而在客观意识层面上又表现为对传统的依恋，这种心态在新旧观念撞击、新旧文化转换时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在规划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总是试图把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嫁接到俄国古老原始村社文化基础之上，这种结合是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俄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而遇昧落后的俄国农民阶级是不能独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当19世纪7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政治理论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民粹派怀着济世救民的满腔热忱，放弃舒适生活，脱去华丽服饰，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走遍俄国大小村镇，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然而理论建构的失误必然导致具体实践的失败，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归于失败。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的革命民粹派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驱，他们为俄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能够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层层束缚，大胆地到西方文化中寻找改造俄国社会的理论，把民主思想做为一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丑陋和黑暗，热情地呼唤着人民革命。但是尽管这几代革命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必须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俄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实际的改造俄国的理论，但他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由于自身世界观的局限和方法论的偏差，未能制定出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创建及其实践的任务便留待下一代革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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