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外交史研究空前繁荣。美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人数之众、出版著述之多，是其他国家无法相匹敌的。战后40多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界产生了不少影响甚深的著作和功底扎实的学者。从什么角度或以何种方法研究美国的外交史，这一直是美国外交史学者们关注的问题。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的外交史学界出现了研究方法“危机”的呼声，不少著名的外交史学家投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当前所处困境和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一些学者提出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近年美国出版的一些外交史著作透露出新方法的痕迹。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笔者根据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材料，拟就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作一些归纳与分析，并就中国史学界如何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繁荣我国的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把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施行的历史纳入所处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研究，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美国的外交史，从而开阔外交史学家的视野。二战以后，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相适应，大多数美国外交史著作是从美国政府如何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美国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的，忽视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它国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决策的作用。这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外交史学家主要依赖本国的外交政策文件、历史档案，不用或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材料，通晓他国语言特别是非欧洲地区国家语言的外交史学家极少。①这种研究方法造成了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狭隘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政治傲慢与文化短视等毛病。②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面临的一些困境，迫使美国外交史学者不得不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分析方法。70年代末，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导致了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旷日持久的人质危机。美国人对伊朗事态的发展是始料不及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伊朗内部宗教情绪的研究和理解。80年代末开始的东欧和苏联的巨变，美国人也同样未能预见到，一度感到茫然失措，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对苏东事态发展之动力的认识。美国未能预见与其利害攸关的国际事态之发展，大概是促使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界产生“危机”的呼声，主张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扩大学者视野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不少著名的外交史学家纷纷著文，主张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美国的外交史，有的甚至认为使用“外交史”一词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有以一国为中心之嫌，觉得使用“美国对外关系史”或“国际历史”更为合适。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提出，美国外交史学家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在“研究、讲授和撰写国际历史，在更大的背景中审视美国，不要让大洋和南北面的大陆边界挡住双眼。”③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也呼吁“历史研究国际化”。④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韩德等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⑤
    为了从更大的视野研究美国外交史，使外交史研究“国际化”，从而克服其狭隘性，美国学者提出了如下一些解决方法：利用和研究其他国家的档案材料；掌握外国语言；同外国学者进行合作；比较各国的对外关系；加强对国际间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研究，等等。总之，研究美国外交史，必须研究美国的外部世界，需要研究和了解外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⑥
    二是跨学科研究。战后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历史学和外交史学的发展相对于很多学科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特别是研究方法没有新的突破，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就事论事的现象很普遍，缺乏理论的深度。而六七十年代以来，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发展呈现突飞猛进的势头，新方法层出不穷。外交史的相邻学科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就深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流派如冲突理论、系统论、一体化理论、决策论、对策论等等。⑦尤其需要提到的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学者致力于将国际关系学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创立跨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新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