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苏南关系在完全违背南斯拉夫意愿的情况下破裂。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为了维护独立和生存，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谋求先前的敌手--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援助和支持。于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广泛交往逐渐展开。在发展贸易和开展人员、信息交流外，其主要内容是南斯拉夫从美国获得援助，特别是1949年开始的出口商品信贷以及1951年完全定形的无偿经援和美国控制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
    在这一段经援过程中，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是两个最敏感的问题。南斯拉夫是个具有强烈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意识的弱国，又是一个国内制度与美国相反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同美国合作的历程中，分歧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南斯拉夫一度奉行斯大林型内政模式，加上就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援助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问题、对奥地利的领土要求问题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等）同西方对立，情况就更是如此。南斯拉夫在争取美援的同时，努力坚持独立自主，抵制美国对其内政的干预；美国则试图以援助为杠杆，促使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发生亲西方的和趋于资本主义化的变更。从广泛的历史角度说，这一干预和反对干预的斗争展现了一种新出现的国家关系模式，它在此后乃至当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反复地表现出来。这或许是研究上述美南矛盾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干预和反干预：政治问题
    对南经济援助是否附加政治条件，曾是苏南分裂后美南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南斯拉夫的立场很明确：不能附加政治条件。这关系到它能否充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关系到南共领导能否保持因抵抗苏联霸权行为而在人民中提高了的威望，也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即使在南共领导认识到改革国内体制的必要性之后，也仍然需要按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方向自主决定改革的范围、方式和进度。在美国政府方面，虽然1949年初已确定不把南斯拉夫的政治让步当作援南的先决条件，但争取这种让步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促使南国内根本制度发生质变始终是美国对南政策的一项基本目标。①经济援助被当作实现这些意愿的杠杆之一。因此，经援过程中不时出现美南之间在政治问题的斗争，其性质既是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也是意识形态的。
    在对南经援的早期阶段，美国的政治干预较为频繁。1949年9 月美国开始向南斯拉夫提供信贷前夕，内部使用的一项国务院政策声明规定：应认真考虑要求铁托作出“某种积极行动”以交换美国的援助；“美国不应使政治让步成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但我们应准备抓住适当的机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南斯拉夫拉往西方。”②本着这一精神，驻南大使卡文迪许·坎农9月初首次以提供信贷为筹码，劝说南政府改变基本政策，包括他所说的漠视基本自由、宣传过份和不遵守国际义务等。他特别以美国国会拥有外援立法权为依据，告诉南政府改善形象特别重要。按照坎农给国务院的报告，南政府对他的劝说未表态。③然而，副国务卿帮办迪安·腊斯克向南斯拉夫驻美大使科萨诺维奇作类似的表示时，却遭到了反驳。科萨诺维奇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是南斯拉夫人为避免战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所作的历史性选择。④
    1950年1月赴任的美国新大使乔治·艾伦热衷于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 他在与铁托的首次会见中，就很不客气地声明鉴于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美国舆论将很难赞成对南经济援助。他特别指责南斯拉夫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对此，铁铁强调社会主义是南斯拉夫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还告诉艾伦：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某些“粗鲁办法”是迫不得已的；“任何革命运动，特别是一场社会革命，必须运用粗鲁办法来确立自己”，包括以没收财产等“粗鲁办法”来对待托利党人和亲英分子的美国革命。⑤
    艾伦的行为符合国务院决策者的意图。3月中旬， 国务卿艾奇逊授权他谋求再次会见铁托，索取政治让步。按照艾奇逊的指示，“人权”问题应是谈话的一个重点。艾伦应当告诉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
    “南斯拉夫人应当认识到，（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起必不可少的作用。美国人民极其关心人权、宗教自由、信息自由以及西欧自由人民在美国援助下取得复兴之类事项。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作出其决定时考虑到这一点是符合南斯拉夫政府自身的利益的。因此，我们可能不时为改善我们两国间的理解与合作，提出与上述事项有关的问题，我们相信南斯拉夫政府在这些事项上采取行动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