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以美国国会可能反对援助南斯拉夫来要挟（尽管是婉转地要挟）南政府改变其国内体制和基本政策。对铁托当时批评西方压力的演说，艾奇逊则采取了一种远非婉转的态度。他要求艾伦告诫“南斯拉夫人不应幻想此种策略会加速发放贷款的决定；相反，它们只是使之变得更加困难。”⑥几天后，艾伦按照上述指示同铁托谈话。尽管铁托当时的反应是温和的，但不久后艾伦便报告国务院：铁托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内心不想成为美国傀儡；他确信过于依赖美援会不可避免地沦于美国统治之下。⑦
    1950年初，在南斯拉夫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上，南斯拉夫和美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用铁托事后的说法，这是两国关系中一场“暂时的风暴”。⑧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是美国干预的重要目标，经济援助在这方面同样被用作干预的手段。艾奇逊曾就此要艾伦表示：尽管南斯拉夫对外关系中“令人恼怒的问题”同西方对南信贷和贸易没有直接关系，但南政府必须明白，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它同西方之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⑨。然而对南斯拉夫政府来说，外交自主既关系到独立和主权，也关系到能否在对外关系中坚持那些按照南本国的意识形态确定的原则立场。铁托后来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这些原则立场“有时不同于西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特别是在涉及殖民地问题和类似问题的时候，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⑩
    1950年1月，新中国率先承认正在进行抗法战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苏联随后起而仿效。当时，美国政府已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当作遏制共产党扩张的重要一环，正准备予以直接援助。中、苏两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加剧了美国对印支局势的担忧。在这个美国全球战略的热点问题上，当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南斯拉夫采取何种立场，自然引起了杜鲁门政府的密切关注。它还担心，南斯拉夫予以承认可能大大加剧国会中的反南情绪，从而使实行援南政策的行政当局处于为难境地，并且妨碍未来可能的援南法案获得通过。因此，艾奇逊于2 月上旬指示驻南使馆明确表示：承认胡志明的政府只会加强威胁南斯拉夫独立的“同一个力量”，并且将使对南援助遭遇严重障碍。（11）在艾伦派使馆官员向南政府表达此意后，铁托迅速作出强烈反应。2月18日，他在中部城市乌日策发表演说， 强调南斯拉夫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承认一个外国政府，即使这么做可能使它得不到西方经济援助。他还反复声明，南斯拉夫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其内政（12）。2月22日，南斯拉夫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政府甚为不满，艾伦奉命告诉铁托，乌日策演说不利于对南援助。业已决定的进出口银行2000万美元信贷被推迟一周宣布。（13）
    1950年底，美国进行了谋求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作出广泛让步的另一轮努力。当时，南斯拉夫政府已因国内严重旱灾和苏联的压力加剧，请求美国给予无偿食物援助。艾伦认为这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美国得以施加微妙的外交压力，争取至少“减轻警察国家的某些较为触目惊心的方面”，并且推动南对外政策进一步转向。艾奇逊赞同这个观点，指示艾伦择时向铁托或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提出几项要求，包括：（1）如果南斯拉夫宽恕中国在朝鲜的“侵略”，或继续要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就将严重影响美国国会和公共舆论对援南的态度，这是南斯拉夫经受不起的；（2 ）南政府应当采取增加“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措施，例如大赦政治犯、放松对教会的控制以及释放因战时同德寇勾结、战后进行反政府煽动而被判监禁的克罗地亚天主教会首席主教阿洛伊锡乌斯·斯特皮纳茨；（3）允许有美国亲属的南斯拉夫公民自由出境；（4）美国不满南斯拉夫的农业集体化，因而南政府不应在美援分配中优待农业合作社，歧视个体农户，并且有责任采取“安抚而非疏远农民”的措施，以便使美援的裨益达到最大程度。（14）
    关于艾伦如何执行上述指示以及南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已公布的外交文件远不足以提供全貌。但是，仍有资料部分地反映了这轮干预反干预斗争。1950年11月底，艾伦会见南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用在外交场合罕见的激烈言辞批评南斯拉夫是“警察国家”，称拒绝让南公民自由离境为其最明显的表现，将影响援南法案在国会通过。当兰科维奇委婉而又坚决地表示南斯拉夫在此问题上必须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时，艾伦竟当面指责他“遵循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独裁方法”，是“监狱看守”，而南斯拉夫是个“全国性监狱”。（15）1951年1月26日，美国国务院就不久前开始提供的对南无偿食物援助照会南政府：此项援助“不应被解释为暗示同意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镇压或摧毁南斯拉夫国内宗教、政治或经济自由的措施”。接受该照会的南驻美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当即表示，这些提法伤害了南斯拉夫人民。3月19日，波波维奇奉命提出复照， 其中强调南政府的政策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它作为人民政权本质上“同任何政治、宗教、经济和种族歧视完全不相容”。（16）
    由于援南抗苏的大需要以及南斯拉夫的抵制，美国利用经援施加压力很难产生直接效果，另一方面，南政府自1950年下半年起逐渐自主地开展广泛的内政改革，并在对外关系中主动加强同西方的合作。因而从现有史料看，艾伦作出上述努力后美国在政治方面干预南斯拉夫内部事务的行动大大减少了。不过，斯特皮纳茨问题仍是美国干预的对象。1951年3月底， 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在同波波维奇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援请求时，强调为使美国舆论赞同进一步援南，释放斯特皮纳茨是重要的。随后，应国会众议院领袖们的要求，帕金斯又指示艾伦向南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称其为影响美国对南援助之数量和性质的主要障碍。（17）此外，1954年间，美国政府同样以保证国会顺利通过新的对南经援法案为由，要求南政府同意美国天主教会按照自己的选择直接援助南斯拉夫的某些天主教会。南政府予以拒绝，指出这样将使那些持分裂主义的宗教集团获得物质和道义支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