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和让步不只限于对外政策。在内政领域，美国的干预也产生了一些效果，而南斯拉夫政府本身逐渐增强的改革意识在这方面起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斯特皮纳茨获释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连某些远非左派的美国人也认为，对此问题进行干预是无理的，（54）但南政府的态度可能早在1949年初就有所松动。当时，梵蒂冈国务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告诉美国驻梵代表：斯特皮纳茨本人和罗马教廷都认为，以他离开南斯拉夫为释放条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那象征“暴政的胜利”，只有无条件释放和允其自由履行首席主教职责才是唯一公正的。（56）此后，在美国政府屡屡施加压力的背景下，铁托曾公开宣布上述解决办法，但被教廷拒绝。（56）1951年7月，美国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在拜会铁托时宣称，3000万美国天主教徒不会对继续监禁斯特皮纳茨无动于衷。铁托当即表示，准备允许斯特皮纳茨获释后在南境内一修道院内居住。（57）这是南政府的一项明显的妥协。4个月后，在两名访南的美国众议员催问下，铁托又表示很快将释放斯特皮纳茨，并且允其作为普通神父（而非主教或首席主教）从事宗教活动。（58）12月5日，南斯拉夫政府宣布释放斯特皮纳茨，其居住和活动范围限于家乡克拉西奇（萨格勒布附近）。斯特皮纳茨于翌日声明无意违抗这一安排，但坚持自己仍是首席主教。（59）应当说，南政府所作妥协是合理的，它既大致清除了不断骚扰南斯拉夫和西方关系的一个因素，又杜绝了这位敌手的政治危害。
    与斯特皮纳茨问题上的进展相平行，南斯拉夫政府同国内两教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关系有明显改善。1951年5月，美国驻南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过去一年中南斯拉夫的政策演变，说变化之一是松弛对教会的压力。“它（南政府）通过一位愿与政权合作的总主教的即位，已实现了同东正教会的重大缓和。同第二大教会--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问题虽然困难得多，但对它的压力在过去一年里已在某种程度上减轻。”（60）这一观察和贝尔格莱德的宗教人士传给西方的下述信息相符：一些被征用的教堂已退还原主，主教们重新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小学生不再被禁止听取宗教训诲。（61）1951年7月按照政府与东正教会达成的一项折衷解决办法，1948年判刑的萨拉热窝主教被提前8年释放。不久后，政府又撤消了一年多来对大主教约瑟夫的软禁。（62）正如美国驻南使馆在上述汇报中所说，此类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舆论。
    在一向遭到美国攻击的“公民自由和人权”状况方面，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1950年7月28日，经政府允许，约600名塞尔维亚农民引人注目地举行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游行，抗议地方当局征集余粮过度。这是“在一个东欧共产党国家曾被允许的最大的这类示威活动”。（63）更使美国感到欣喜的，是南斯拉夫政府开始允许人民接触西方及其政治信息，尽管仍有限制。按照艾伦在1950年春给国务院的报告：
    “南斯拉夫报纸已开始登载比过去真实得多的西方时事新闻，不过这种新闻仍一如既往是由当局仔细挑选的。南斯拉夫人现在能够、也确实比较自由地同西方人交往，他们还多少更容易地在国内或国外--到西方--旅行。南斯拉夫人越来越自由地阅读我们的消息简报，光顾我们的阅览室和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不感到害怕……符合我国方式的趋势正不断成长，而我们正在尽力鼓励它。”（64）
    总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有求于西方援助的弱国，作出并非至关重要的让步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尽管美国一般不把政治让步当作援南先决条件，从而为南斯拉夫抵制其干预提供了很大的余地，但要使援助成为尽可能充足和优惠的，就需要使美国感到在加强南斯拉夫抗苏能力之外，对南援助还能多少得到一些附带的收益。对此，南斯拉夫政府内部并非在每个场合都一致。1950年秋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总裁布莱克谈判期间，驻美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和外贸部长米伦蒂耶·波波维奇（或许还有更高级的官员）倾向于宁愿得不到该行贷款，也不在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外贸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韦来比特（铁托本人与之基本一致）则主张采取较灵活、较温和的对策。应当说，后者是正确的。
    注释：
    ①详见时殷弘：“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
    ②国务院政策声明，1949年9月1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5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934页。（以下所引美国外交档案皆出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第5卷、1950年第4卷、1951年第4卷和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76-1988年版。为简略计，此后仅注所引文件名称和日期。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这两项线索，在上述各卷的对南关系部分中查得。）
    ③驻南大使坎农致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9月14日。
    ④东欧司官员梅尔本所作谈话备忘录，195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