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科的发展对美国的历史学和外交史学的影响相对较少。但是70年代末以来，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越来越大，促使一些外交史学家思考如何从其他学科特别是相邻学科吸收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概念，以推动外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取得新的突破。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教授提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只有接受其他学科的碰撞，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他主张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⑨一些学者的著作运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的著作《在各条战线上--冷战的形成》便是把国际关系理论著名学者詹姆斯·罗森瑙的决策理论同冷战史的叙述与分析结合起来。⑩德博拉·拉森的《冷战的起源--心理解释》显然是受了心理学的影响。（11）理查德·H·伊莫曼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国际关系是对其他强调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的研究方法之有益补充，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史毕竟是选择的历史，众多的个人作出了这些选择，心理学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作出的这些选择。（12）有的学者从国际体系的制约作用分析美国对外关系史，有的学者则根据“依附论”研究战后美国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的人主张从官僚政治的决策过程以及公众舆论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角度解释美国的外交史。（13）
    目前在美国，政治学家（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研究外交史，撰写外交史著述，（14）或者外交史学家闯入国际政治理论领域，（15）是很普遍的现象。另外，外交史学家和国际政治理论家合作撰写国际关系史著作的情况也不少见。（16）总之，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是美国外交史研究新趋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多层次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由于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美国外交史学界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之间的、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权力、利益、安全和战略等等，是外交史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以权力、利益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成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分析美国外交史的最主要的认识框架。大约从70年代开始，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问题日趋重要，一些外交史学家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美国的外交史。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与此相适应的。80年代末开始的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变革和冷战的结束，使困扰西方国家数十年的政治、安全问题基本消失，经济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也使不少外交史学家增加了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美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历史。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入江昭是较早从文化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他在最近声称，今后世界发展的趋势是文化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17）美国国务院对外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弗拉霍斯1991年春发表题为《文化与对外政策》的文章，认为人们习惯从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外部世界，此种方法忽视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声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是为文化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所以，他强调从文化这个层次分析美国的对外关系。（18）总之，美国外交史研究正从比较单一的政治关系研究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多层次的研究。
    上述归纳是粗线条的，实际情况更复杂。上述新趋势的三个内容是相互交叉的，新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是相对立的。归根结底，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是同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分不开的，总的来说是强调对外交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是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之补充、发展和突破。
    注释：
    ①萨利·马克斯：《华盛顿的世界》，《外交史》1987年夏季号。
    ②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主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1991年纽约版，第14、27页。
    ③欧内斯特·梅：《撰写当代国际历史》，《外交史》1984年春季号。
    ④入江昭：《历史国际化》，《美国历史评论》1989年2月号。
    ⑤约翰·加迪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新角度》，《外交史》1990年夏季号：韩德：《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长久危机》，《外交史》1992年冬季号。
    ⑥韩德：《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长久危机》，《外交史》1992年冬季号；霍根、帕特森主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第52-53页。
    ⑦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198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