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以来欧美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看，在传统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之间，一般要有一个以商业贸易的先导发展为特征的过渡性阶段。在欧洲，这一过渡性阶段大约出现在1500—1700年这两个世纪前后。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世纪的欧洲称为商业欧洲。在这两个世纪中，欧洲商业经济的先导发展和急剧膨胀，以及整个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商业化，作为一种破旧立新的革命性力量，一方面浸蚀瓦解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为即将到来的工业技术革命与工业化社会蓄积创造着必要的动力与环境条件。诸如市场机制的形成，社会需求供给的扩大及其结构转换，资本积累和金融信贷体制的建立，以及适宜近代经济技术与工业社会的商业意识、企业精神、观念价值标准等人文环境的形成等。同时，也正是在这两个世纪中，在欧洲内部的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东欧地区与西欧地区之间，由于上述变动趋势推进程度上的差异，相互的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地区和西欧地区在以后出现的发展差异，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它们在这两个世纪中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进程决定的。因此，对于近代以后的欧洲历史来说，这两个世纪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时期。
    本文即试图对1500—1700年欧洲这一过渡性时期中，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以商业化变动为核心的若干变动趋势，以及这些变动趋势的意义加以探讨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同仁。
    一价格波动与价格机制形成的经济意义
    在近代商品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价格体系的建立及其对经济活动调节机制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发展过程，往往是在商品物价发生长期波动并呈不断上涨的格局下进行的。在欧洲，16、17世纪所发生的价格波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价格革命”，便是这种近代价格体系建立和价格经济调节机制形成的反映。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打破了传统的经济格局，使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等依照着价格的波动重新组合配置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为以后欧洲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市场关系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有些欧洲史学家认为，16世纪欧洲的物价上涨了五倍左右。①不过，物价涨幅在不同商品与地区间很不一致。一般是食物比工业品涨幅大，西欧比东欧涨幅大，城市比乡村边远地区涨幅大。
    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对价格革命的发生产生了影响。第一，由于巨额海外金银的输入和欧洲银矿的开发，欧洲货币总量有巨大增长，而当时欧洲所能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却相对有限。货币扩展远大于商品总量的扩展，使货币与商品比价失衡从而导致货币贬值而商品价格上涨。16世纪初每年有半吨多黄金从葡属西非运抵里斯本。17世纪仅从莫桑比克输入的黄金就有一百多吨。更大量的金银来自美洲。据估计，1500—1650年从美洲合法运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分别为一百八十一吨和一万六千八百多吨，通过走私、海盗形式流入的金银数量甚至更多。与此同时，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20年代，欧洲本土的银矿也获得重大开发。16世30年代，仅德意志就年产白银七十多吨。出产白银的地区还有法国洛林，匈牙利出产黄金。有人估计，仅在16世纪内，欧洲的黄金货币总量从大约五百五十多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二吨，增长一倍多；白银总量从七千吨增加到二万一千四百吨，增长两倍多。尽管这些数字的精确度一直有很大争议，但正如16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博丹所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总是由于用来衡量商品价格的货币增多了。”②
    第二，16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正处于由传统农本自然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结构转换时期，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需求总量不断扩展，原有的需求结构及其价格体系解体而社会有效供给又明显不足，从而拉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16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君主制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公共机构社团的增长，公共需求急速扩大。日益频繁的王室战争、殖民扩张与宗教战争也扩大了对食品、军用物资、武器的需求。16世纪欧洲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的工场手工业对食品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增大，以及王室的挥霍、上流社会与城市富人和有产者崇尚奢侈追求时髦风气的发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社会消费总量扩展。而当时欧洲尚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市场结构和竞争环境还不成熟，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政府的人为干预使市场还未能充分发挥它对物价的调节机制，生产者还不能对物价上涨和供给短缺的信息作出及时自由的反应。在生产发展有限或滞后、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商品物价便呈不断上涨的趋势。
    价格革命对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价格革命是近代初期欧洲商业革命的最初驱动力之一。一般来说，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其经济结构发生近代变迁的转型过渡期，都会伴随着一个社会物价迅速上涨的过程。这种商品物价的普遍上涨，既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又是催发新的经济结构生长的必要动力。在欧洲，16—17世纪的价格革命加速了欧洲封建农本自然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结构转换，为货币关系的发展，市场价格体系及其机制的发育成熟提供了动力。价格革命引起的货币资本的积聚和货币经济的膨胀，促使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货币，并使经济生活日益深受价格信号的支配。
    其次，价格革命引起的上述社会经济结构的商业化变动，促进了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上的进步。商品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当大量金银货币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后，就为经济的加速运转提供了足够的流通手段或启动力量，从而大大促进地区贸易与海外贸易总量的增长并最终拉动生产的扩张。同时，商品经济又是效益经济，其主体都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具有竞争性和开放性。社会需求的扩大和价格上涨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而转化为扩大供给的动力，促使工商业有产者的投资欲望增强，并努力采用新技术以提高投入产出比，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这是16、17世纪欧洲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受到食物价格上涨的刺激，也促使西欧各国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围海围湖造田工程，不断扩大谷物种植面积以增加谷物生产总量。此外，由于欧洲价格涨幅各地不同，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也鼓励了商人在各个地区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运输贸易活动，这也推动了欧洲贸易的发展。
    最后，价格革命导致欧洲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再分配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价格革命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力之一。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兴商业阶层、工厂主、经营性农场主和那些对价格信号有及时反应的新贵族，通过捕捉物价上涨带来的市场机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利用廉价劳动力和高价出售商品而牟取了厚利。随着物价上升和工商业的扩展，到17世纪中叶，西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与城市中的商业阶层和新贵族已开始以他们的财富同封建贵族一比高低。而那些不能对市场波动作出及时反应，依然按照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领主贵族，则因物价上涨，实际收入减少，财富和地位更趋低落。深受价格革命之苦的是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工人、农场雇工和一般民众。16、17世纪，欧洲贫富鸿沟迅速拉大，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都趋于下降，西欧各国到处充斥着乞丐、破产农民和流浪汉。在近代初期的欧洲，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商品经济的结构变动，是以社会贫富鸿沟的急剧扩大和绝大多数人蒙受物价上涨之苦而严重贫困化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