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变动趋势及结构特征的经济意义
    16、17世纪是欧洲人口发生转变的时期。中世纪的欧洲，长期被黑死病的侵袭恐怖笼罩着，加上饥馑恣肆，兵连祸接，以及教会鼓吹禁欲独身主义，人口长期处于增长极缓或停滞状态。12—14世纪欧洲人口开始有了较大增长，但随后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严重萎缩。15世纪末商品经济与城市的发展，要求大量劳动力，人口不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都尖锐抨击教会的抑制婚姻生育观念，反对独身主义而主张早婚早育。16、17世纪各种流行的重商主义都认为人口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而提倡增加人口。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对各国政府的人口鼓励政策产生了影响。16世纪后，人口登记渐由教会转归世俗政府机构。各君主制民族国家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人口统计学逐渐兴起。
    1500—1700年，欧洲人口开始膨胀。1500年，欧洲人口约八千二百万。1600年增长到一亿零五百万，1700年达一亿一千五百万，两个世纪增长40％。但人口增长各国并不平衡。1700年时，英国、尼德兰、北欧诸国人口分别为九百三十万、三百四十万和二百八十万，比1500年各增长110％、70％、86％；意大利、德国、法国1700年人口分别为一千三百万、一千五百万和二千万，各增长约25％；西葡两国为一千万，仅比1500年增长7％。
    下述因素对欧洲人口增长产生了作用：第一，商品货币经济与城市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强；第二，重商主义的各国政府实行人口鼓励政策以及教会独身观念对民众影响力的减弱；第三，周期性传染病开始减少与城市公共卫生的逐步改进；第四，从美洲引入了高产作物如马铃薯、玉米、红薯，加上大规模的围海围湖造田运动及农业技术革命，为人口增长提供了食物支持。
    人口增长为16、17世纪欧洲城市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农村的进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不过，16、17世纪欧洲人口的增长由于一些抑制因素的作用，同18世纪的近代人口起相比，增长速度仍是很慢的，其原因是：第一，直到17世纪末欧洲才最终摆脱了周期性瘟疫的侵袭，而在16、17世纪曾多次遭受导致人口骤减的严重瘟疫和流行性疾病的灾祸。第二，欧洲这两个世纪有许多年份气侯寒冷，荒年总计有五十年左右。饥荒使人口减少和食物涨价，供给不足，并由此引起男子未婚人数增加和女子推迟结婚年龄。16世纪西欧各国城市未婚人数常占人口的50—60％，有时更多。17世纪西欧各国青年女子的结婚年龄为24岁左右，终生不嫁的女子占10—15％，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十分不同。第三，17世纪欧洲一系列王室战争、宗教战争造成严重人口损失。如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第四，这一时期的海外移民也减弱了人口增长势头。
    16、17世纪欧洲人口的发展及结构有如下特征。首先，人口发展处在高出率、高死亡率和低速增长阶段，出生率约42‰，死亡率约35‰，增长率约7‰，平均寿命35岁左右。其次，城市人口死亡率一般比农村高，而且城市死亡率与城市规模呈正比；男性死亡率比女性高，在许多城市女多于男的比例往往高达20—30％。儿童死亡率则往往高达50％。第三，饥荒、宗教迫害、战争造成欧洲人口在地区间、国际间的迁徙十分频繁而且规模较大。如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和摩里斯科人。南特敕令废除后，大批法国新教徒背井离乡。三十年战争期间，中欧与东南欧也出现了大规模移民运动。第四，到17世纪末、欧洲绝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人口城市化已经开始。16世纪初，欧洲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米兰、威尼斯等四个，到17世纪末已有十七个。伦敦、巴黎人口已突破五十万大关，还有数十个数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
    三乡村变动与东西欧农业走向的二重性
    16、17世纪欧洲的乡村在经济、政治与精神文化方面都有了许多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乡村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货币和商品经济在乡村社会中的扩展。“价格革命”促使一部分封建贵族、乡绅自耕农设法寻找新的出路，纷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改变耕作经营方式并采用新技术，以此适应市场波动的情况。这个时期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入和推广种植对近代初期欧洲农业面貌的改变有重大意义。16世纪后期，马铃薯开始在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广泛种植而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到17世纪后期，马铃薯在北欧和中欧广大地区逐步取代传统的谷物生产。美洲的玉米传入南欧和东南欧后，使当地的作物产量有很大增长，并取代了原有的大麦、高粱和黍。到18世纪，欧洲农作物的结构及其耕作经营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的变动在欧洲各个地区的表现很不一致，西欧与东欧之间农业发展不同走向的二重性日益明显。
    在西欧地区，主要是在英国、尼德兰及法国西北部地，建立了自由农民的经济并在16世纪以后发生了以农业生产转向商业化为核心的所谓农业革命。封建的土地制度和经济关系已经解体。旧式的贵族和封建领主地位日益衰落。宗教改革运动变革着乡村的精神与文化，新兴的富裕农民和新贵族反对中世纪教会的经济思想，主张追求功利和财富积累。新贵族不断吞并小农土地以建立集中经营的大农场和大牧场，在经营中采用商业的方式，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条件。圈地运动与城市中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乡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到17世纪末，英格兰和尼德兰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不过，乡村工业尤其是羊毛纺织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城市冶金和未就业人员向乡村扩散，乡村工业的发展成为突出的现象。这个时期，西欧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围湖造田运动，广泛利用风车和修建排水工程，采用资本集约化的经营方式。
    与西欧地区的上述变化相反，易北河以东的广大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农村社会与经济却向着另一个方向演变着。这些地区仍普遍实行封建庄园领主经济。“价格革命”引起的欧洲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东欧地区粮食的巨大需求，驱使易北河以东广大地区的封建领主剥夺农民的土地，或向更遥远的空旷地区扩展地产，并强迫农民服封建劳役。大批已获自由的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农奴制又大规模地恢复了。在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全都恢复了农奴制。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17世纪，意大利中南部的农业衰落十分明显，北部也恢复了农奴制。德意志、波兰、俄罗斯的农奴制也得到了加强。这些地区利用农奴劳动生产粮食向西欧提供出口，以购买西欧的工业品。在某种程度上，东欧地区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西欧的经济外围或殖民地。随着东欧与西欧之间农业发展不同走向的二重性倾向日益明显，东欧不仅经济发展日益落后于西欧，而且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方面也与西欧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