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商业金融的膨胀与商业精神的蔓延
    16、17世纪，欧洲正处在由封建农业欧洲向近代工业欧洲转变的过渡阶段上。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各国经济兴衰交替的过程来看，在这个过渡性阶段上，有几个因素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一，社会财富的重心能否由土地转向货币，能否通过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货币经济的膨胀实现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第二，社会经济结构能否通过商业贸易的扩张及时由封闭自足的结构向开放流动的市场结构转换，能否通过商业上的变革形成近代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从而为近代工业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第三，就具体某个国家来说，决定其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专制集权政府去推行重商主义的内外政策，以政府的力量鼓励支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在新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占居一个领先有利的地位，同时将海外扩张与贸易所获的金银货币收入用于发展本国的工商业，转化为本国的经济实力。
    在这几个因素中，实际上都以商业贸易的先导发展为核心。这是因为，在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换的这一过渡阶段上，商业贸易的先导发展构成了当时经济运行的中心内容。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准备时期曾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要突破封建中世纪的封闭自足经济框架，使社会经济向前发展，首先必须繁荣商业，扩大贸易。因为商业贸易并不仅仅只是物产流通的渠道，而且是资源物产和资金等生产力要素得以调动、优化配置的手段，是刺激生产扩张、激励生产主体的主要机制。没有这种刺激或激励机制，各种物质生产必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简单重复自给自足，停滞在封闭式自然状态中。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比以往社会能有经济的急剧发展，就在于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在这里，商业贸易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充实资本主义为交换价值、利润而生产的前提，它替资本主义创造了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商业贸易成为刺激扩大再生产、拓展资本积累的强大驱动力和必要条件。
    在欧洲，16、17世纪商业贸易的膨胀与近代金融的产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商业贸易的发展播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当时欧洲的国际冲突、战争、对外扩张和各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变动，都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紧密关系。
    近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个时期欧洲经济变动的重要内容。随着欧洲内部商业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加上在与东方贸易中一直存在着入超，欧洲金银大量外流。虽然有大量金银从海外殖民地流入欧洲，但金银货币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中支付手段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使17世纪后欧洲的货币短缺日益明显。同时，随着市场的扩大，直接支付货币现金对于日益复杂的经济运行关系已很不适应，尤其是对大宗的远距离贸易十分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信贷工具，银行的职能日益扩大。发行各种证券、债券、信贷转让票、纸币等流通证券，大大增加了经济领域中的货币总量，并为商业贸易提供了方便安全和有可靠信誉的信贷手段。当时银行为商人、企业主和从事远洋运输业的船主提供赊购保证和贷款及保险业务，许多国家还建立了各种商业有限股份公司。这些公司汇集闲散私人资本，发行股票，提供风险分担保障。政府也发行大量的短期和长期国债券。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建立，许多城市建立了证券交易所和交易集市，银行信贷制度渐趋完善，欧洲的近代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逐渐形成。
    商贸金融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变动，使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生活发生着广泛而剧烈的动荡变化。这种动荡变化反映到社会思想文化和精神观念方面，便是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的兴起，以及社会各阶层传统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从某种角度上说，近代工业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狭义范围内的单纯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一种与封建农业文化相对立的新的社会文化，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这种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作为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既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这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或动力。它为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着一个相应的文化背景或文化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来自观念文化方面的相应的变革和支持，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还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正如欧洲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所说，如果不把16、17世纪欧洲在技术与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看作是思想领域、艺术领域、政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同时发展所引起的更广泛的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就很难历史地理解它们。”以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的兴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观念变革，在这里实际上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契合联动的关系格局。
    16、17世纪欧洲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经济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有很大关系。人文主义者从提高人的价值与尊严出发，抨击中世纪伦理道德和经济观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现世的享受与幸福，追求财富和经济利益是人的天赋人性，是符合人性的美德善行。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具有浓厚的追求近代经济发展的色彩。新教学说在社会观念意识中的广泛渗透，为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宗教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支持。加尔文曾把勤勉、刻苦、节俭、追求利润都赋予了合理的宗教伦理内涵，认为经济活动就是人们的天职，是教徒应尽的义务。财富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克尽天职的报偿尺度，赚钱成为对神的召唤的响应。
    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风尚和价值准则发生着许多深刻的变化。被传统道德历来鄙视的经商营利活动，逐渐取得了社会伦理和宗教伦理的认可。市场竞争和商贸活动带来的竞争意识，重视数据核算和统计方法，看重实际经济收益与效益，以及相应的勤勉节俭等生活与工作方式，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这些变化，对于以后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近代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戴维·马莱：《16世纪的欧洲》（David Maland, Eur ope in the Sixteeth Dentury），伦敦1982年版，第156页。
    ②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社出版198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