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游牧民族还充分利用了狩猎经济残存下来的狩猎活动，使之成为训练军队和士兵的有效方法；他们还从狩猎活动中学会了一些战术方法用于战争。
    在原始农业与畜牧业产生前，狩猎经济是原始经济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的游牧民族虽早已渡过了狩猎经济阶段，但作为生产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狩猎仍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但此时狩猎已发展成一项与军事密切结合的活动。狩猎在各游牧民族中普遍受到重视，将它当作一种练兵方式。蒙古人的狩猎是其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其俗牧且猎”[9]，成吉思汗便十分重狩猎的练兵功能，“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猎”[10]。所以狩猎得到蒙古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每次出猎如同出征。匈奴的单于和各王也常率几万甚至几十万之众进行大规模的围猎。据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述，日耳曼的战士们平时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却把许多时光消磨在狩猎上，这不光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练兵。
    狩猎是一项艰苦又充满危险的活动，因而可以有效地磨练士兵的意志品质。士兵们参加一次狩猎如同参加一场战斗，一方面能使他们熟悉武器和战场的氛围；另一方面又可培养士兵们的机智勇敢、互相协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旦投入战场就能做到“风雨罢劳，饥渴不困”[11]。原始狩猎一般都采用集体的合围之法，有时为捕获到猎物还得采用一定的策略计谋或作长距离追击。围猎时的许多方法被游牧民族运用到战场上便成为有效的战术方法。如日耳曼人能“在交锋时，往往退却一下，而替再度向前进攻作势，这被视为一种战术，而不是怯懦”[12]。匈奴人也“善为诱兵以包敌”[13]，作战时他们能做到“至如飙风，去如收电”。[14]蒙古军队行动之速也令人惊叹，被人描述为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这种战术行动往往使敌人难以防备，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从而有效地打击敌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之前，人们一般要先侦察野兽的多寡和方位，再视情况决定采取何法围猎。因此，在发动战争前，游牧民族也知道获得情报的重要性，十分注意对敌方各种情报的搜集，如蒙古人在进攻中亚之前就已从伊斯兰商人或自己的间谍那儿获得大量的有关中亚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情报。在充分掌握敌方情报基础上把握利于已方的时间地点发动进攻。
    游牧民族利用了原始狩猎经济的残存方式，不但使士兵们得到军事训练，且从中学会了一些战术方法，所以他们一旦投入战争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事实上他们与经过专门训练的军队相比在战斗组织和战术使用等方面并不逊色。
    第三，原始社会社会成员间平等互助和平均分配产品的遗风也增强了游牧民族军事力量。
    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蕃衍，在原始氏族部落内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团结互助，共同从事生产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但到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私有制，社会成员间也出现了分化和不平等，既使如此，原始的平等互助的习俗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同样在游牧民族对外战争中就体现为士兵的团结和协同作战，如日耳曼人在战斗中无论如何也要将死者尸体抬回，匈奴人也有相同的习俗。蒙古人“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移”[15]，所以他们“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也毫不抱怨倾轧”[16]。这些都是原始的淳朴之风的体现。
    在游牧民族的对外征服战争中已出现了占有战利品多寡的不同，但人人有份仍是普遍遵守的规则，这体现了原始社会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遗风。匈奴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17]。突厥人在征战中“抄掠资财，皆入将士”[18]，“虏掠所得，皆入国人”[19]。阿拉伯人在征战中按《古兰经》的规定，所获战利品人人有份。蒙古人“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份”[20]。如有人凭权势违背这一习俗就会遭反对，如西突厥咄陆可汗就因“取{K5D501.JPG}口不以与下”而导致“其将泥敦啜怒，夺取之”[21]。这种原始遗俗对一般士兵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通过征战他们能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使他们误以为是在为自己作战。而作为他们征服对象的农业民族的巨大财富更刺激着他们，使他们在作战时表现得异常勇猛且奋不顾身。
    第四，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普遍存在的“尚战”、“重名轻死”和“崇尚英雄”的观念残存在游牧民族中，也增强了他们军队的战斗力。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2]。这个时代人们普遍鄙视劳动生产而把掠夺财富和进行战争视为生活的重要部分，把在战争中作战勇敢，能杀善掠视为一种荣耀并不惜为获得这种荣耀献出生命，因而在那时便形成了“尚战”和“重名轻死”的观念。日耳曼人就觉得“可以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23]。战士们在平时除参加狩猎外，“最勇敢善战的武士们现在却什么事也不作，把一切生计家务都委给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24]。突厥人也普遍地“重兵死而耻病终”[25]。蒙古人中有些人也“把抢劫、暴行、淫猥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26]。这些相对于原始时的纯朴道德是一种堕落。但也正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使得游牧民族的战士们在作战时表现得特别勇猛顽强和宁死不屈，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游牧民族的军队因此显得十分强悍，往往在战争中能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崇尚英雄”是与“尚战”和“重名”密切相关联的一种观念，人们把在战斗中机智、英勇和善战的人视为英雄，崇拜和颂扬他们，这样的英雄享有崇高威望，一般被推举为军事长官。随着向阶级社会的转化，这些军事长官已开始向国王或贵族转化，但他们仍要以自己的勇敢善战来赢得部属的拥戴；他们与部属间虽已形成了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双方密切联系的建立仍要以双方的荣誉、信诚、勇敢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军事长官一般都要“以身作则地统率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的拥戴”[27]。“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28]。因而一位受人尊重的军事长官身边往往聚集着一批最勇敢的战士为侍从，军事长官也将拥有人数众多的勇敢忠心的侍从视为一种荣耀和威仪，表明自己是受人拥戴的。有的军事长官因特别善战，不仅在本氏族部落中受敬重，且名声远播。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也把能跟从一位勇敢善战的军事首长作为一种荣誉，紧随他们征战甚至为他不惜献出生命，他们对军事长官的这种服从和忠心并非单凭隶属关系就能结成的，而主要是在“崇尚英雄”的观念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关系延续下来，在游牧民族中一般都会形成一支保卫军事长官的近卫部队，如匈奴单于身边就纠集着一帮强悍的牧人组成的侍卫亲兵；日耳曼“国王”的亲兵队和蒙古大汗的“怯薛”都是这种武装。这种武装是他们军队的核心和作战的主力，成为游牧民族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