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中国被强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华传教士也挟战争之余威、藉宗教宽容条款之保护，从沿海深入内地，从盖头遮面到光面正大，从只身传教到武力护航，意欲“用基督教征服中国”。但战争可以打开中国的大门，却无法叩开中国人的心门。故文字传教、教育传教、慈善传教、医疗传教等手段与直接布道并行，具有传播及时、信息受众面大、受众群体教育程度高等特点的报刊更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利器。“早期传教士感觉到西方知识和物质进步是值得与福音一起传播，故此其认同世俗报刊的价值”①。据方汉奇先生的统计，单截止到1890年，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数量达七十六家之多②。而《教务杂志》“则是比较重要的一种……从一定角度折射出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曲折历程”③。这份“长期未得利用的重要史料”④，其有何史料上的价值？其刊登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文章旨趣何在？在七十四年的创刊史上有何变动？⑤其研究中国历史的初衷是在基督教神学的底色下，勾勒出中国历史是“基督教的婢女”的形象，还是在欧洲中心史观的影响下把中国历史视作欧洲中心论的注脚和论述中的“他者”，抑或是两者的调和？换言之，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中华归主”的目标而接触、适应、修正中国历史文化，还是其话语谱系归属于殖民主义的权利话语体系？这一系列疑问正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让我们从这份报刊的独特史料价值说起。
    一、《教务杂志》的史料价值与本文的写作立意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该刊物的前身为美国传教士裴来尔（L.N.Wheeler）于1867年1月在福州创办的《传教士记录》（Missionary Recorder:A Repository of Intelligenceform Eastern Misions,and a Medium of General Information）。1868年5月该刊物更名为《中国记录和传教士期刊》（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74年1月在停刊两年后于上海复刊。1915年更名为The Chinese Record，并伴以中文期刊名《教务杂志》以双刊名的形式出版。这是中国史学界通俗称其为《教务杂志》之由来。1941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中国国内图书资料的损失，目前国内所藏该刊原本极少。1986年，美国学术资源公司（Scholaryly Resources Inc.）将全卷的《教务杂志》制成缩微胶卷。如陶飞亚教授所言：“如果单从报刊的出版持续时间来看，十九世纪传教士在华出版的刊物中，无论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1889-1907）、《中西教会报》（1891-1917），抑或英文的《中国丛报》（1832-1851）均不及《教务杂志》。”⑦故该刊物信息包含的宽泛性是其在史料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表征之一。
    《教务杂志》系英文报刊，该刊在史料上具有的相对客观性也是其值得研究的重要指标。《教会新报》《中西教会报》这些刊物用中文出版，“并非是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因为他们所感化的对象是只懂中文的国人”；而其他的外文报刊也有独自的办报方针和固定的读者群，如《北华捷报》刊发的主要内容是“在华商人所关心的一周新闻概要和商业信息”⑧。前者因其传道的功利目的，而相对缺乏客观性，其文字表述和心理独白总是有些许误差；而后者囫于一隅，在内容的宽泛性上有稍有不足。当然，上述观点是就本文的研究主题--传教士的中国历史研究而言。而《教务杂志》是在华差会联合举办的刊物，其针对的读者群是在华传教士。“这种面向传教士自身的刊物实质上反映的是圈内人自己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和看法……更能反映出他们真实的想法”⑨。故传教士在这种刊物上更能畅所欲言，其叙述更为真实和自然，从而给我们现今的研究留下了相对客观的史料。
    从其编辑人员的来源和办刊的方针上也能管窥出这份刊物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其在七十四年的办刊史中，编辑几易流动。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裴来尔（L.N.Wheeler,1867年出任首任编辑）、美国循道卫理公会传教士保灵（S.L.Baldwin,1868年5月起任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69年6月任职）、英国大英圣经公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74年1月任职）、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adrew Patton Happer,1884年任职）、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eorse Field Fitch,1908年任职）、英国伦敦会的毕腾（W.Neslon Bitton,1911年任职）、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乐灵生（Frank Josoeph Rawlinson,1912年任职）等先后担任该刊编辑。从中可以看出，上述编者来自不同的差会，避免了由一家差会独办而带来的一言堂的格局，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聆听不同差会的传教士从各自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声音这一宽泛的平台。虽然编辑频繁流动可能容易造成版面设置和内容取材的不稳定性，但该刊物的编辑方针却一再重申并坚持。在1874年1月份的重刊辞上，该刊宣称其办刊目标是“加强在异教地从事福音传道工作的教友之间的联系”。其虽直言复刊的初衷是为了“基督教事业”，但并不意味着其“限定了刊物的主题范围”，而是希望“能够刊登各色有关中国和邻近国家的信息……以便使我们（传教士）更好地熟悉这里的人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历史”⑩。1914年，该刊物声明其“应该成为在华传教团体的期刊……必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各种问题、表达各种观点”（11）。在1920年9月的一篇社论中，该刊再次重申其“并不是一个神学期刊……不会按照神学观念来编辑文章……也不会对任何发表的文章中的观点负责，但是我们的确相信秉持某种适当精神的自由言论”（12）。
    本文不是为了在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解构中进行反建构，即不是为了还原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分析影响其建构的背景因素，进而在文本解释的基础上归纳其建构的手段，从而指出其中国历史研究这个话语体系的性质。故本文尝试从近代中西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对以上目标进行尝试性解决。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本文所研究主题的第一步，即传教士在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