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飞亚教授曾言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这批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开启了近代西方的汉学研究，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33）。那么《教务杂志》刊发的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的文章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合宜论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教务杂志》刊发的中国宗教文化史的文章涉及到儒佛道三家的教义教理（如1971年6月连载三篇的《论“道”》）、宗教仪式（1978年5-6月的《佛家和尚的入门仪式》）、代表人物（1869年6月起连载七篇的《中国哲学研究之老子篇》）、历史沿革（1884年11-12月的《中国的宗教迫害》）、社会文化影响（1896年4月的《三大宗教及其对中国文明的承担》）。其二，参与研究的人员来自多个国家或差会。涉及到德国（花之安）、美国（丁韪良）、英格兰（艾约瑟）、挪威（艾香德）；英国循道会（高葆真）、英国伦敦会（湛约翰）、德国同善会（哈克曼）、美国南浸信会（乐灵生）、美国圣道公会（德效骞）、美国浸礼会（耶士谟）、美国美以美会（麦利和）等。其三，研究的兴趣浓度相对持久。从1867年1月创刊至1941年11月停刊，《教务杂志》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兴趣虽然有间歇性低沉，但是始终粘连发展。这从本文第二节列举的《教务杂志》涉及的中国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文章也可看出（34）。除了规模较大，《教务杂志》的中国历史研究还具备了以下特点：
    首先，《教务杂志》的中国历史研究对史料的重视。先前的游记汉学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史料运用上是无法与之比拟的。该刊在1881年11月至12月发文分类介绍了《资治通鉴纲目》（35），1894年向新近来华的传教士推荐研究中国书籍时强调要重视《礼记》《纲监易知录》《书经》和《左传》（36）。对史料的重视在《教务杂志》刊载的研究文章表现的更为如此。如瓦特斯在解析道家先师老子时，首先呼吁应当重视对史料的解读，他对郭士腊贬低老子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根本就没有了解老子学说的内容”（37）；在分析老子《道德经》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时，其比较论证了汉朝河上公的《道德经注》；晋朝王弼的《尚友录》；唐朝吕严的《道德经释义》、元朝吴澄的《道德经注》、明朝的《道德性命前集》和《道德性命后集》、明朝徐大春的版本、清毕沅的《道德经考异》、清倪元坦的《老子参注》等文本的异同之处（38）；利用《太平广志》《神仙传》《老庄申韩列传三》《十子全书》《史记》论证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老子这个道家先师，并描述了老子的出生地、生长背景、人生轨迹等。但是对于上述描述作者认为“这些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39）。这些都体现了其学术严谨性以及重视史料的特点。
    其次，传教士利用《教务杂志》这个平台成立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中国历史学会”，本文认为这标志着传教士中国历史研究的专业化的开端。在传教士科莱文（Crewen）的发起下，该会于1896年3月27日在北京成立。原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之子田夏礼（Charles Deuby）担任主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威良（W.S.Ament）被委派为秘书长。该会在《教务杂志》上号召传教士就以下专题展开调研：一是夏、商、汉、元、明、清历史研究；二是中国军人和政治家；三是中国先圣及哲学家（40）。专业研究团队的成立无疑给当时的在华传教士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其研究专题的设定也给当时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第三，《教务杂志》注重对西方哲学的引介。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那尔敦（M.J.Knowlton）以实证主义为题目发文简介了孔德的婚姻生活，以及婚姻生活对其哲学路向的影响，重点介绍了《人性的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和《实证哲学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其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对异教地步道的传教士非常实用”“通过对其著作的学习，可以更深入一步了解无神论、偶像崇拜、及异教主义的哲学思维”（41）。
    由上述可知，以传教士为主流写作群体的《教务杂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其阶段性特点，近现代中西历史的变迁影响了其写作主题和论述基调。一方面，他们怀有西方文化优越感，预判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中西历史的比证中凸显出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但也就是在这个比证的过程中，其客观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费正清先生对传教士群体的评价也许更为适合本文的结论：“传教士试图在这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学者的角色，进而影响和改造该文化。他们发现自己在双向通道上忙碌。他们把中国的形象传递给西方，同时又在帮助中国人形成自我对外部世界的观点。”（42）
    注释：
    ①Auhter R.Gaillmore,"Journalism and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Oct.1938,p.521.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邬银兰：《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867-1941）缩微胶片简介》，载陈村富：《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第4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④⑦⑨陶飞来：《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初论》，载张先清：《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第244、第247页注3、2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该期刊在七十四年的创刊历程期间，曾数度停刊。停刊阶段分别是1868年1月至4月、1868年5月、1872年6月至1874年1月。另外，该刊在创办前期出版周期不定，1885年3月至1941年11月改为月刊出版。
    ⑥《教务杂志》于1874年迁至上海后，也曾数度更名。1924在原刊名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副标题，即Missionary Journal:Journal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1938年更名为
    The Chinese Recorder:A China Christian Journal,1938年与Education Review合并为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