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高棉碑铭刻于公元611年，最早的梵文碑铭比它晚刻两年①。从公元七世纪起，出现一些用两种文字刻成的可确定其年代的碑铭，给我们展示了柬埔寨社会构成的画面。这种画面与我们从中国资料看到的不同，因为这些碑铭表现的是宗教内容而不是世俗生活。根据碑铭，柬埔寨社会至少非正式地被划分为懂得梵文和仅仅懂得高棉语的两部分人。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梵人被用于直接对神谈话的碑铭中，而高棉语则是柬埔寨男女的语言，他们受神的保护并且是纳塔（nakta）的后裔。以诗体刻写的梵文碑铭，赞颂国王和上层阶级的美德和功绩，诸如修建和资助寺院，给婆罗门提供赠品等等。有些鼓吹者寻找或修改他们的谱系，利用或制造祖先的美德；很多人则在损害社会其余部分人的情况下赞美婆罗门；而所有歌颂掌权者的铭文都吹捧得令人作呕。据印度学家看来，其中很多诗语言典雅，用词巧妙，结构和谐，比同期的印度本土的梵文诗要好。
    另一方面，高棉语碑铭全是平铺直叙的散文。它们记载寺庙建立和管理的详情，例如属于特定地方的奴隶数目和姓名。它们也提供寺庙财宝清单和寺庙属下的稻田、果园和池塘的面积。很多碑铭简列了奴隶的责任，并规定以劳动或实物形式交纳的用于供养寺庙僧侣的税额。它们通常用咒语结尾，警告那些怠慢者、劫掠者或者破坏寺庙者，他们将世代受到惩罚。
    也许可以这样说：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以梵语和高棉语之间的界限来划分的。一种是保护者的语言，同财富、诗、深奥、妙语、僧侣、与神沟通的捷径相联系；另一种是被保护者的语言，同贫穷、散文、直话、奴隶以及普通人的生活相关联。两种文字的碑铭都使用源于印度的字母，并且作为一种常规，都由同一批石匠雕刻。诗人和僧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两者都读。但碑铭是预定供阅读的吗？一般地说，它们是容易看到的，刻在寺庙的门柱上或刻在单独的石柱上；有的碑铭的内容可能还保存在另外一些地方以不能久存的材料制作的档案里。它们在作为神的媒体的石头上刻写可能是出于特殊的目的。石头不用于世俗的场所。世俗建筑，包括宫殿和普通人的住屋，都用木材、竹子和其他易腐朽的材料建成。梵语是神的语言，而石头是永恒的，在石头上刻写就是对死者说话。柬埔寨通过刻写碑铭，集体对他们的祖先说话。碑铭如果是梵文的话，则是直接对神说话。刻在石碑上的咒语或者表示忠诚的誓言，被认为更有效力。
    我们还需要从法律角度对碑铭进行考察。例如，通过碑铭中关于土地授与的记载，受封者将被承认和受保护；同样，咒语（用高棉文刻写）可以起警告盗贼和保护土地免遭掠夺的作用。
    梵语和高棉语的区分也是种稻者和非种稻者的区分。每个人都希望“摆脱泥淖”，但成功者很少。吴哥时期，大多数成功者分属不同的种姓（Varna）或卡斯特集团（Caste groupings），它们也许占社会整体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包括职员、手艺人、妾、艺术家、高级官员和僧侣，以及王室仆人、亲戚和士兵。因为他们很少像奴隶那样劳作，另一方面只有少数人具有资助寺庙的能力，因此他们在柬埔寨碑铭中出现很少。这个差距尤其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设计和制作壮丽的吴哥寺庙及其雕像的工艺家的名字。事实上，伊沙纳普拉城（Isanapura）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石建筑群，比爪哇同样的建筑要早一百年。尽管在以王宫和圣山为象征的社会顶端与其周围的稻田之间，存在着这些自由人，我们也不能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很少。
    当我们观察柬埔寨其余社会集团时，诸如此类的西方化社会术语，其含义同样使我们感到混乱。扶南的“国王”或“罗阇”（raja），其含义比不上中世纪的欧洲那么确切。另一个可以译成“奴隶”（Knjom）的重要术语，其高棉语含义比我们常用的“奴隶”一词含糊。首先，像朱迪思·雅各布（Judith Jacob）指出的那样，Knjom仅仅是前吴哥时期柬埔寨十四种奴隶之一②。他们的社会地位、出身和责任各有不同。一方面，那些田野上的苦役者，类似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的黑奴。其他人，特别是那些隶属于寺庙的，可以自认为享有职员的地位。但是，所有这些集团的人都可以被买卖、赠送，没有逃跑的自由，不过他们也不是仆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是奴隶，抵偿他们自己或父母所欠的债务。他们是农奴吗？问题使我们对术语的变换持谨慎态度，最近共产党宣称早期柬埔寨是“封建制”，这是不精确的，即使碑铭使我们相信，当时的柬埔寨肯定存在着剥削，存在着贫富差别。奴隶并不完全附着于土地，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几代隶属于固定的地区。这是世袭的奴役，或者由于负债使然。他们与其说属于个别地主，不如说属于一个地方。一些村民可以自由种植自己的稻子，但不能自由迁移；其余属于寺院，另外有些属于上层阶级。实际和理论似乎因时因地而异，很难对这个时期的柬埔寨社会进行概括。
    碑铭说明，任何时期各种奴隶都占柬埔寨居民的多数。自由农民有义务去完成公共事务，为领主、寺庙和战争服役。他们当中很多人事实上是战俘或战俘的后裔。
    奴隶本身仅仅作为名称在柬埔寨历史上忽隐忽现。这里出现梵语和高棉语的混合。碑铭中排列了从有礼貌的称谓（一些奴隶的称呼相当于“先生”或“女士”）到贬损性的称谓，其中奴隶被称为“狗”、“残缺”、“红脸”和“臭气”。总的说来，具有公认的梵语名字的奴隶（例如“可爱的法官”、“湿婆的奴隶”、或者只称“达摩”Dharma），比其他奴隶具有略高的地位，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是乐师和舞蹈家。他们的名字很多在当今的柬埔寨仍然被人们所认识，例如各种花的名字仍然广泛地被姑娘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