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吴哥时期的奴隶和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奴隶另一个区别在于，他们居住的乡村、他们的食物以及他们的信仰，与“自由”时代相比（不管“自由”这个术语对这个时期的稻农意味着什么），或者同他们所服务的主人相比，都没有很大的差别。Knjom（奴隶）通常出身于极为类似的文化环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不大，这些差别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革命时期，乡村遭到严重的剥削。此外，作为寺庙的仆人，很多Knjom参加每年定期举行的重要仪礼，例如给金佛淋浴、穿衣以及环寺游行，过后给佛像进行“开眼”仪式。他们站在王家队伍的周围，在队伍通过时给乘舆装饰。Knjom在富丽和庄严的氛围之中，用高雅的语言赞美壮观的场面。他们认为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是为了赎回自己而工作；还有什么为神的仆人--僧侣服务更好的路呢？
    通过观察现代柬埔寨人的生活，通过研究浮雕、立雕、工艺品和碑铭，我们能够得出这些试探性的结论。但是，在柬埔寨历史上常常会这样：我们写了农民，却没有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说些什么？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很难想像不紧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他们对谁说话？柬埔寨人在自己人当中是坦率和平等的，但他们很少在外人的面前冒险。农民对长官的顺从使一些学者讨论传统的柬埔寨社会的和谐性问题。但柬埔寨历史充满着反叛和内战。缺乏农民的声音，无论是说明持续的骚乱，还是说明社会的协调，都同样令人为难。在大部分时间里，两者都有充分的理由。
    前吴哥时期的柬埔寨还不是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它是各个专制侯国的集合体。这些侯国自认为是完全的国家，互为竞争对手，并且是各自独立的。公元八世纪（这个时期中国史籍没有记载，因为柬埔寨没有到中国进贡），柬埔寨逐渐加强政治上的结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合，学者们仍在争论，它似乎包括人口的增加、水稻种植技术的发展以及资金投入的明显增长，还有战争的胜利与和平时期的延长。邻近今日吴哥的安宁迪塔普拉（Aninditapura）地区，对湄公河上游、三坡和其他地方的侯国来说，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前吴哥时期碑铭的分布表明，柬埔寨人口较多的地区--象二十世纪一样，但不同于吴哥时代--是在湄公河沿岸和洞里萨河下游沿岸，特别是在今日金边以南地区。沿着湄公河上游，在今日桔井附近，还有其他居民点。
    直到最近，学者们还在力图对“真腊”名义下的诸多小王国进行分类组合。“真腊”是中国人给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命名，并作为柬埔寨的名字保存在十九世纪越南人的语言中。事实上，中国人将之区分为两个“真腊”，一个位于湄公河三角洲（通称“水真腊”），另一个（“陆真腊”）明显地位于湄公河上游某处，可能靠近今天老挝南部的瓦埠（Wat Ph'u）地区。中国人不愿夸大向自己进贡的“野蛮人”国家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学者，也许忘记了作为中世纪欧洲和前殖民地时期非洲特点的王国纷立及其多样性（仅举此二例），也把真腊看作扶南的中央集权的继承者，以组成从那些最早的“强大”王国到吴哥的发展链条③。
    克劳·迪雅克（Claude Jacquas）在一篇简短而有说服力的文章里，不同意这种解释，尽管在收录雅克这篇文章的文集中，一位作者仍然认为真腊是吴哥的先行者。雅克写道：“碑铭提供了高棉人国家中存在着很多小王国和侯国的证据。在至今尚未了解的土地上，中国称为扶南和真腊的国家可能是它们当中最重要的。有可能其中某些国王有时曾设法统率或大或小的王国集团，但这种情况仅仅是暂时的。”④
    公元七、八世纪，象扶南这样已经衰落或者政治上转向内陆发展的国家（东南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在柬埔寨总称为“真腊”。这些新王国的财富首先来自水稻种植和人力动员，而不是来自贸易和仅仅维持生活的农业。今日还残留在建筑、雕刻、碑铭中的印度思想，可能对这些社会的定型和取向起着突出的作用，这也许因为这种等级思想对或多或少依靠强力抽取剩余生产物的合法化是有用的。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各种仪典可能同财富结合，而财富可能同熟练的技巧相联系⑤。当然，要从残存下来的文件复原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在柬埔寨的历史上，像我们在第五章见到的那样，重要的变化是八、九世纪地理和经济的改变以及十四、十五世纪的倒退。如同第一次变化同九、十世纪吴哥的形成相符合一样，第二次变化则与吴哥的衰落相联系。
    （译自大卫·P·钱德勒《柬埔寨史》第二章《柬埔寨历史的起源》。该书1983年由美国西部展望出版社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城出版）
    译者单位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注释：
    ①见P·N·詹纳（Jenner）：《柬埔寨碑铭编年目录》（火奴鲁鲁，1980）。
    ②J·雅各布（Jacob）：《前吴哥时期的柬埔寨》，载史密斯与沃森（Smith and Watson）：《早期东南亚》，第406-426页。关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早期东南亚国家形成问题的讨论，见乔纳森·弗里德曼（J·Friedman）：《“亚细亚”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制度、结构和矛盾》（安阿伯，密执安州，1975），特别是其中的373页。
    ③见布里格斯：《古代高棉帝国》第38-57页关于这个证据的概述。
    ④C·雅克（Jacques）：《“扶南”，“真腊”》，第376页。参看同书罗纳德C·Ng：《东南亚大陆的历史住地》，第271页，该文提到“诸如扶南、真腊、占婆以及后来的吴哥这样的文明与权力中心……的兴衰”。
    ⑤弗里德曼：《制度、结构》，第341-344页。这个问题的讨论亦见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hery）：《吴哥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未发表的研究班论文，莫纳什大学，198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