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法·诺里的事略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诺里的一生是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阿尔巴尼亚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和这个国家的进步连在一起的。他的生平中有如下几个关键之点：
    首先他度过童年的出生地伊布里克一泰贝地处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多种语言、文化、宗教搀杂在一起，是希腊、拜占庭、法、意侨民、巴尔干斯拉夫人、东方人等许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这里阿尔巴尼亚人极少，居住地又大多是偏僻闭塞的地方。人数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环境更使他们产生了担心民族被同化的危机感，更使他们具有继承祖先的文化传统和祖国语言的本能自卫意识。法·诺里自小受到关于斯坎德培英雄故事的传统的熏陶，受过克里斯托福里齐语言的家教，因此，尽管他在小学和中学受的是希腊语教育，但他仍保持着阿尔巴尼亚人的本色。保持着对民族历史传统和语言的自豪感。
    其次，是他只身流落到埃及的法尤姆，这决定了他的前程。他结识了流亡在这里的爱国者萨纳斯·塔什科和杨尼·弗卢霍，引发了他自小身上积蓄的民族感情，把他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与国内的民族运动连结了起来，使他的才智崭露头角；使他有机会去美国，为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文艺创作开辟了道路。
    第三，在美国波士顿等地他当过苦力，当过锯木厂工人，置身于美国人民中间，受到当时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他接触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虽说身受其剥削，但也洗涤了他身上带来的打上了奥斯曼帝国封建主义烙印的思想观念。法·诺里认为，处于当时发达阶段的美国是阿尔巴尼亚应效法的榜样。在美国，他作为东正教的神甫，作为联接阿侨和阿爱国组织的纽带，把自己的活动和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了起来。使他在1920年秋一回到阿尔巴尼亚，就站到了民主力量一边，为反对封建主义，把人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努力。
    法·诺里的青年和中年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度过的。这期间阿尔巴尼亚刚脱离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特征的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摆脱了依附的阿尔巴尼亚迫切希望国家和社会有一个法制和立宪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内政治正处于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之中，但另一方面又面临意大利帝国主义威胁；而世界潮流早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青年时期的法·诺里受过尼采哲学的影响，崇拜“超人”，曾被看作是具有多重人格和充满矛盾的人物，但总的来看，他仍不愧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尔巴尼亚思想和文化的代表。他是政论家、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他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作品，思想深刻尖锐，在鞭苔奥斯曼帝国的占领、意大利的野心和国内以索古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论作品体现了时代的声音，提出了爱国民族运动中面临的问题和需要遵循的策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他曾大声疾呼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以协调斗争的策略。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内同时使用三种字母表的现象，强调必须制订阿尔巴尼亚语统一的字母表。他在《站在大门口的食人者》一文中严肃指出：没有统一的字母表使阿尔巴尼亚民族面临着文化危机。法·诺里作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虽说不到五年，但他代表了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当时的国联；发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担任了六个月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总理。尽管他领导的这场革命准备工作不足、组织水平很低，只宣布了一个简单的纲领，实践上也只是昙花一现，这个政府仅维持了6个月零14天，但它在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仍是一个新时代的起始。
    法·诺里在文化尤其是文学方面成就卓著。他知识渊博，涉及领域广泛，可谓是点铁成金的人物。早在1807年，他就发表了三幕戏剧《以色列人和腓里斯丁人》；1926年他在《国民自由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政治诗《国旗颂》，它是纪念阿宣布独立的颂歌；《非命的逃亡者》、《龙的洞穴》两首诗是悼念战友路易奇·古拉库契和巴伊拉姆·楚里的哀诗；社会诗有《大河之滨》（1930）、《托姆松和龙》（1930）、《跑吧、噢，马拉松运动员》（1930）；爱情诗有《瘸老头和拐》、《索福克里》等，这些诗无一例外地都被收进了国家文选。他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时代的现实主题，因而具有普遍意义。
    法·诺里作为一个翻译家，对阿尔巴尼亚文化的贡献极为突出。他翻译的多为世界文学名家之作，其中有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莱特》、《麦克白》、《裘力乌斯·凯撒》；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斯丹达尔的《法尼娜·法尼尼》；莫里哀的《强迫婚姻》；还有歌德、海涅、雨果、斯科特等名家的作品。法·诺里的翻译作品在阿尔巴尼亚具有开创性意义，当时翻译作品在阿尔巴尼亚是很少见的，而且缺乏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翻译家。尽管法·诺里的译作绝大部分都是在波士顿、布鲁塞尔、维也纳等地出版，通过国外侨胞传入国内的；而且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的译作不是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错误，但对促进阿尔巴尼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译作丰富了阿尔巴尼亚作家的创作经验，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艺修养，丰富和提高了阿语的表达力，促进了阿语的发展。
    法·诺里作为历史学家，研究了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斯坎德培，一个是贝多芬。他是把斯坎德培作为军事战略天才来研究的；对贝多芬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毫不屈服和妥协的音乐天才来研究的。1947年他的《贝多芬与法国革命》一书出版，受到当时世界一些著名艺术家和作家的赞扬。斯坎德培的历史，他一生中写了两次，第一次是1921年，第二次是1946年，这是对21年版本的重新修订。在写斯坎德培的历史时他摆脱了从前的神话和传说对斯坎德培的渲染，而是把这个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放到被压迫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来写的。他反对把英雄无限地夸大，因此，把斯坎德培这个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处理得更科学。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法·诺里从奥斯曼的入侵，法国和欧洲革命形势在群众中引起的巨大震动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无论是谁，不管他是想解放人民的还是压迫人民的，是热爱人民的还是剥削人民的，是光明磊落的还是假仁假义的，是为人民献身的还是欺骗人民的，是爱好自由的还是热衷于篡权的，都必须面向人民，号召人民起来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法·诺里把民族英雄人物非神话化，这就使他成了一个把历史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真正的史学家，尽管还远谈不上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法·诺里把斯坎德培非神话化的观点引起了当时反动阶层的指责，说他在歪曲阿尔巴尼亚的历史，要把花冠戴到群众头上去。但法·诺里坚持了这一观点，达到了民族英雄非神话化的目的。
    法·诺里在与当时阿尔巴尼亚社会进步力量共同奋斗中，成长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思想家。他的事业和他的作品都达到了1941年以前阿尔巴尼亚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最高峰，当之无愧受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