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形成问题,苏联学术界尚有争议。以列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这一社会思想流派形成于19世纪中期。①还有一些学者则分别主张把这个时间提前到19世纪30-40年代或19世纪初期。②本文认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在俄国贵族自由主义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的过程,大致开始于俄国取得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之时,完成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农奴制改革前夕。 一 在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开始形成之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贵族中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了。 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其核心是否认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强调一切价值的终极含意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追求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目标。18世纪下半期,这股思潮随着启蒙运动的强劲冲击东渐俄罗斯。在沙皇政权实行“开明专制”的背景下,自由主义通过两条途径被引入俄国的社会意识。其一,在官方赞许下,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西方著名学者--包括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被大量译成俄文出版,政府甚至拨专款用于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等人的学术著作。其二,留学或出使西欧的俄国人直接把他们接受的新思想带回俄国,介绍给社会。60年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他的学生中有一些来自俄国的贵族青年,如杰斯尼茨基、特列季亚科夫、达什科夫公爵等。后来,在俄国的大学里也开设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讲座。又如,驻法国和荷兰大使德·亚·戈利津撰写了不少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引用和解释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当时,贵族知识分子都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开明专制以及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教育思想,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批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其言论中不乏自由主义的成分。 曾在英国师从亚当·斯密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杰斯尼茨基提出了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享有立法权的“执政的参政院”的设想,其组织和职能均与西方立宪君主制中的立法议会相似,是制约君主权力的机构。③著名作家杰·伊·冯维津明确地使用并解释了政治自由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君主严守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保持公正和贤明,吸收社会人士参与国家事务,那么“这就是一个民族实际的政治自由”。他还指出,是人民把政权委托给君主,因此君主不能变为反人民的暴君,否则,“人民拯救自己的权力是永远存在并不可动摇的。”④这些观点对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立宪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强烈谴责农奴制的不人道,认为农奴同贵族一样,都是生而平等的。波列诺夫提出,应该明确规定减轻劳役和赋税以限制农奴制度。科捷尔斯基主张,首先应该使农民获得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戈利津提出的方案是解放无地农民,地主把土地租给自由农民或使用雇佣劳动。这里涉及的天赋权利、私有财产、租赁、雇佣等概念,明显地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本身在一定程定上也是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执政前期,她按自由主义精神实行了某些改革,如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创立自由经济学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等。为了制定新法典,她曾仔细阅读了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法律著作,并召见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麦西尔征求意见。在给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指示中,她直接从西欧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中抄袭了许多词句,宣称她的统治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利”,要“对一切公民适用同样的法律”以实现平等,要使参政院成为立法机关并对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等等。她也赞成经济活动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原则,认为政府不应对经济作任意规定或强制。⑤这些政治和经济观点看来主要来自于重农学派:重农学派认为君主必须开明且能实行自由政策;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应该受到尊重;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Laissez fair, Iaissez Passer)等。虽然叶卡特琳娜二世后期在政治上转向反动,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终究在蒙上一层官方的、贵族的色彩之后被接受下来。 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被卷进了欧洲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亚历山大一世在国家机构、国民教育、书刊出版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着手解决农奴问题。这个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上流社会流传日广,边沁和斯密成了最时髦的作者,“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是沙龙中经常的话题。这时最著名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追随者是莫尔德维诺夫和斯贝兰斯基。 莫尔德维诺夫曾在18世纪70年代旅居英国,其时适逢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出版。此书对莫尔德维诺夫影响很大,促使他更广泛地了解西欧自由义主流派及其作品。在此过程中,他与边沁、亚当·斯密等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联系。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他先后任海军大臣和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他主张政府以立法形式正式承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实现公民自由的的第一步。然后,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利用政治自由这一手段逐渐解放农奴。⑥ 如果说莫尔德维诺夫的思想具有立宪倾向,那么斯贝兰斯基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立宪方案。斯贝兰斯基是一个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意识都很欧化的官员,在1808年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去爱尔福得与拿破仑会谈时,被拿破仑称为“俄国唯一有头脑的人”。1809年,他完成了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进行的国家改革计划草案的拟订工作。草案以西方国家的组织形式为依据,规定在俄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一切领域的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于皇帝。⑦草案的目的,是要使俄罗斯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 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期,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只是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对贵族上流社会和统治集团的某些影响,还谈不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思想流派。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未造就出自由主义的基础。由沙皇政权实行的有限改革,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只是修补已在衰败的旧制度。但是,自由主义在俄国这半个世纪的传播,终究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的重要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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